改革开放以来,我国40余年的高速发展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效,但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地显露出来。为了缓解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政策来制约高消耗发展、鼓励可持续发展,经过长期的构建,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保障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并行的环境规制体系。绿色发展同样需要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绿色金融能够向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提供金融服务,有助于为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资金支持。本文研究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在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体系下的表现,能够为这两种外部手段实现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提供一定参考,同时对进一步引导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体系发挥协同作用提供经验支持。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和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总结了前人的研究并提出了本文的切入点。接着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等理论基础,分析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同作用及作用的产生机制,并借此提出了本文的主要假设。通过理论分析,本文假设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会产生正向和负向两方面作用,而绿色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同时探究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本文采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的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部分指标进行计算。初步分析发现我国从西部到东部的污染控制力度逐渐增强,而绿色金融的发展在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划分中呈现出区域内有较大差异、区域间没有明显差异的态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样本企业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对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还在模型中加入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的交叉项来检验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本文将企业按照所在地区、是否是重污染行业、是否是国有企业进行划分,通过分组回归比较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在不同情况下的创新影响效果。实证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东部地区的企业、重污染企业表现显著;具有调节功能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有负向影响,这种影响对于非重污染企业、非国有企业有显著表现;两种环境规制对于高质量的绿色发明专利的影响程度均大于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绿色金融具有绿色创新促进作用,这种影响对于中部地区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国有企业表现显著;绿色金融对绿色创新的作用在提高创新质量和数量方面差异不大。分组分析发现不同环境规制、绿色金融手段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一样的作用效果,可能导致绿色金融并不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体系,强化两种手段的协同作用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