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资理财需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基金也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青睐。我国基金行业从诞生至今，其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开放式基金，从2001年的3只发展到截至2014年底的1763只，资产净值总额从2001年的118.01亿元，发展到2014年的43989.82亿元，增长了几百倍。而其中，股票型基金由于其解决了投资者缺乏足够的精力和专业技能进行股票投资的难题，更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对于积极型的股票基金来说，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基金收益的高低。因此，用正确的方法评估基金经理的表现，识别出有能力的基金经理，弄清基金经理为投资者创造价值采取的具体策略，对基金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基金或者基金经理绩效的评价，有多种指标和方法。传统基金绩效评价方法着重于收益率的评价，包括特雷诺指数、夏普比率和詹森指数等，都是衡量基金表现的经典指标。而随着基金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基金绩效的评价方法也在不断完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均得到了很大的创新，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基金收益率的评价。Treynor和Mazuy提出的T-M模型中，加入了择时能力的判断。自此，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作为衡量基金表现的两个方面被广泛研究，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的高低也一起被视为评价基金经理能力的两大标准。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已有无数文献对基金的择时和选股能力进行过研究。然而这两种能力在研究时往往被视为是基金经理的固有技能，对其的研究也更多地集中在衡量某一些股票型基金是否具有这两种能力上。但事实上，择时和选股的能力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基金经理花时间分析信息的结果。基金经理可能会选择在不同的时间点专注于不同信息的分析，从而表现出不同方面的能力。近年来，国外的学术界中出现了一种较为新颖的观点:基金经理的技能衡量应当与实体经济的状况联系起来进行判断。由于经济状况作为股票市场运行的大环境，其兴衰直接影响了企业发展前景，实体经济对股票收益的影响也已得到过广泛研究和证实，因此基金经理在做出决策时往往会对实体经济的信息加以考虑。这一观点与基金经理表现出的能力来自于信息的搜集和分析而非天赋的事实是一致的。进一步的，如果基金经理在做出决策时会对经济信息进行分析，那么，当经济处于不同的周期阶段时，其分析信息的侧重点就可能会不一样。因为，经济衰退和经济繁荣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此背景和想法下，本文拟定了研究的方向，即分析经济状态（繁荣或衰退）对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和选股能力表现的影响。　　进行实证研究的第一步，是研究对象的选取。由于目前在基金市场上，运作灵活透明的开放式基金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故本文将研究对象的选择范围确定为开放式基金。而既然是衡量基金经理的时机选择能力和股票选择能力，那么研究对象自然应为股票型基金。最后，被动型（指数复制型）的股票型基金表现难以反映出基金经理的真实选股和择时的能力水平，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最终确定为开放式主动管理的股票型基金。而在选择具体样本时，则考虑了基金的成立年限以及存续状况等因素。如果基金的运作时间较短，那么其业绩的取得可能具有较大的偶然性而难以成为衡量基金经理能力的有力说明。因此，通常来讲需要选取成立运作时间超过三年的基金作为研究对象，以保证数据量的充分性。此外，本文也剔除了研究期内停止发行和运作的基金。最终，本文选取了270只开放式主动管理股票型基金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期间为2006至2014年，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影响，数据频率为季度，而所有的季度数据均为季末的时点数据，出于有效性的考虑，本文将其作为月数据（3、6、9、12月）的抽样加以使用。　　研究对象确定之后，本文接下来构建了择时和选股能力的衡量指标。对这两种能力通常的衡量方式是通过回归模型，获得代表相关能力大小的系数。具体模型包括T-M模型、H-M模型、C-L模型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多因素模型等等。这些模型都是以基金的收益率为基础，再通过回归得到系数来进行评价的。事实上，当基金的贝塔系数无法直接观测的时候，以收益为基础的评价手段的确能够发挥很大价值。然而，当基金的投资组合是可以观测的时候，其贝塔系数则可以直接通过相关权重计算得出。进一步，可以根据基金的股票配置计算出基金择时能力和选股能力的评价指标。本文在Kacperczyk(2014)构建的指标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得到了本文衡量基金经理择时能力和选股能力的计算指标。这一指标的计算是基于基金的股票配置得出的。相较于传统的衡量方式，这种衡量指标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优势。由于以配置为基础的指标可以通过当期的持股数据直接计算出当期的贝塔值，因此可以不用受基金成立年限的限制，即使是新基金也适用该方法。而如果用传统的回归方式，则需要基金已经存在一定的时长才能够进行回归，会丧失一定时长的数据的有效性。　　接下来本文对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出于实证时的可操作性和便捷性，本文采用两阶段法对经济周期进行划分。而由于研究期间的长度有限，本文的经济周期必然为短周期。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是经济运行活动的重要评价指标，也是经济变化发展的晴雨表。其往往以50％作为经济活动强弱的分界点，若高于分界点则代表经济处于扩张状态，若低于则代表经济处于收缩状态。由于其具有及时性、综合性以及简单易行的特点，因此本文选其作为划分经济周期的指标。另一方面，相较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PMI数据，汇丰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对象更多的为中小型企业。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贡献更大，且更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故本文以汇丰制造业PMI作为经济周期的衡量指标。此外，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还利用宏观一致合成指数再次对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　　本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首先研究的是经济周期对择时和选股能力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将经济衰退作为虚拟变量，以考察经济衰退时和经济繁荣时基金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的不同表现情况。研究发现，实体经济的状态会影响基金经理的策略选择。具体来说，基金经理在经济繁荣时更加侧重选股，而在经济衰退时更加注重择时。表现在择时能力和选股能力的大小上，在经济衰退时期，按照本文衡量方法计算的择时能力高于繁荣时期的水平，而按照本文衡量方法计算的选股能力则低于繁荣时期的水平。也即是说，当经济状况变差时，基金经理往往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择时上面，重点着眼于股票的系统性风险;而当经济状况较好时，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选股上，重点着眼于股票的特有收益。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经济衡量指标来说是稳健的。　　在得到上述结论之后，本文进一步用分位数回归探索经济衰退对不同基金经理影响程度的大小。本文分别利用择时能力和选股能力的不同分位点的条件分位数对衰退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能力右侧分位数对衰退的回归系数大于中间及左侧分位数。这说明，能力强的基金经理对经济环境的改变更加敏感，也更加注重选股和择时两种策略的转换。　　实证分析的第三部分研究了在策略转换的前提下，是否有基金始终表现出更加优秀的能力。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选择。本文采用了按时期分子样本分别研究的方式，首先筛选出在繁荣时选股能力表现优异的基金，然后评估其在衰退时的择时能力是否同样优于其他基金。通过模型回归发现，繁荣时表现出出色选股能力的基金在衰退时也显现出优秀的择时能力。即得到了本文的第三个重要结论。　　最后，根据得到的结论，本文分别对研究者、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并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本文所研究的主题，未来可以进一步发展深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