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社会,第三者干扰合法婚姻关系的情况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影响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的负面社会现象,由此激发了保护家庭,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需求。对干扰婚姻关系第三者进行法律规制属于婚姻法中的离婚损害赔偿的范畴。然而,目前中国尚无完善的对婚姻第三者进行规制的系统法律规定,但是2020年即将正式通过的《民法典（三审稿）》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第五款的“有其他重大过错”规定,展现了通过法律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由此出发,本文将从历史、现实和比较法等三个维度,论证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增设法律规制干扰婚姻关系的必要性、基本内容以及限度。首先,纵向来看,历史上,中国古代对这种行为以“通奸罪”论处,往往施以极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却也造成百姓对严刑峻法的恐惧,因此在近代法律改革废除了“通奸罪”,然而也激发了不少婚姻和社会问题。横向来看,与中国临近的日本,在传统的社会意识、民众的价值观念、历史文化传统等具有相似之处;此外,两国也都经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从礼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社会转型,也都面临着第三者干扰婚姻的社会问题,但是不同的是,日本目前在应对婚姻自由与保护家庭的现代婚姻法核心矛盾问题上,面对“全面肯定说”和“基本否定”说的争议和诱惑,日本法律在实践中在形成了“限制肯定说”的离婚赔偿制度,并在平衡“情与法”的张力之间取得了相对较好的社会效果。综合历史、社会和比较法分析,本文认为,可以将中国古代以来的做法同日本进行比较借鉴,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找到情与法的平衡点,通过法律的不断完善,运用离婚损害赔偿这样的经济性法律手段,将婚姻关系第三者加入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对象范畴,对原本处在局外人位置的第三者进行法律规制,在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够使用所需要满足的具体情形、举证责任由谁承担、损害赔偿的数额认定、请求权所适用的诉讼时效等方面发挥法律的兜底作用,结合社会上伦理和道德对公民的规制作用,更好的解决第三者干扰合法婚姻关系的问题。社会与婚姻实践的复杂与多元必将给婚姻制度带来新的刺激,但是逐渐更多地关注家庭伦理的婚姻家庭法,在结合社会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在新的历史中会得到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