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和交流的全球化,语言和文化的联系也日趋紧密。而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日益受到中外译者的关注。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在翻译的过程中,文化因素诸如宗教文化、社会习俗、物质文化、地域风貌特征等是每一位合格的译者需要仔细斟酌的。文化因素通常会体现在文化负载词中。文化负载词指是一个民族语言系统中最直接反映该民族历史文化和民俗风俗的语言层面。由于在目的语系统很难找到对等的文化词语来诠释原文中文化负载词的内涵,所以译者需要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来最大程度达到跨文化交际的效果。自中西文化交流以来,《论语》就成为西方世界最为关注的儒家经典之一。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参与到论语的翻译中来,诞生了很多著名的译作。本文选取了汉学家亚瑟·韦利和清朝初一代怪杰辜鸿铭的两本极具代表性的译作,依据奈达对文化负载词的分类以及迟庆立对翻译方法的归类,对两个译本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对比实证研究。迟庆立认为异化主要是通过直(字)译和音译的翻译方法实现,而归化主要通过由替换和阐释的翻译方法来实现。随着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翻译的具体方法所占的比重不同,译文会表现出翻译策略倾向的不同。韦利的译文表现出更偏向于异化翻译策略而辜鸿铭的译文则更加偏向于归化翻译策略,当然他们在翻译服饰等物质文化负载词时都更多地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论文发现异化和归化不是两个泾渭分明的对立面,不能够说哪一种翻译策略会更胜一筹,而是不同的策略服务于不同阅读水平不同阅读目的的读者,因此,应该鼓励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另外,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又带来同一文本的多个译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互补,各译本通过对同一种文化因素的反复强调和不断修改,共同促进源语文化因子进入目的语系统,从而让中国的传统特色文化真正被西方世界的人理解并且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