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以及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规模扩张也越加明显。在空间上,城市规模的扩张不断占用城市边缘的农村土地,原有的农村聚落被渐渐包围在城市建设用地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制造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向城市迁移。这部分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后,往往面临着居住与就业的现实问题。旨在扶持城市弱势群体的一系列就业政策与住房保障政策,却因为流动人口的户籍限制而无法为其提供更多的现实帮助。中国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空间上的城市化,而非人口的城市化。扩张的城市空间并没有为外来的流动人口提供与城市居民一样的住房待遇,无法满足的住房需求在以租赁市场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城中村中得到释放,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集中居住的特殊空间形态。在认识与了解流动人口的就业与收入水平过程中,这种空间上的居住形态也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刚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就业上往往从事着技术要求不高的制造业、建筑业与低端服务业,除了人力资本外,一种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对这部分人群的就业与收入产生重要作用,而城中村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承载平台。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就业的相关理论与研究进展,发现国内研究流动人口就业与收入的文献主要是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比较成熟的理论成果,现有的研究成果在目前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现实环境下,缺少空间因素的考量,显得解释力不足。因此本文采用Kain与1968年提出的空间失配假设理论,试图分析流动人口居住选择与其就业与收入之间的经济联系。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了研究的理论假设与模型,为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利用科学的计量经济学工具,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构建以就业参与为因变量的Probit模型以及以收入水平为因变量的Mincer收入模型,并利用社会调查的大样本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对其就业与收入的影响。同时在研究中发现,居住选择在解释就业与收入的过程中,也会被因变量影响,从而在计量分析过程中产生联立性的内生问题,导致参数估计存在偏差。为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引入工具变量的方法,对已有的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构建IV-Probit模型以及2SLS估计。一阶段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模型修正后解释变量在参数估计上的显著性大大提高。回归结果显示：①流动人口选择居住在城中村即集中居住对其就业参与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男性在就业参与上比女性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而长三角地区的流动人口较珠三角、环渤海以及成渝地区的就业参与率相对较低；②解释变量对流动入口的收入水平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在性别、年龄、教育等个人因素与人力资本因素等变量上,与已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城中村存续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流动人口旺盛的居住需求无法得到经济与制度的支持,一种非正规的租赁市场能够弥补这种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证明,在目前的城市发展环境下,集中居住在城中村对流动人口实现就业与提高收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与现实中人们关于城中村规划混乱、治安环境差的印象有所不同,同时也印证了Kain的空间失配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的城市发展现状。为此,我国当前的城市发展政策中,一味地侧重以拆迁重建为主要手段的城中村改造方案并非实现真正城市化的有效途径。相反,应该正确认识城中村累积社会关系、提高归属感与认同感的作用,并且通过有效整合城中村内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就业与住房相关的保障制度,真正实现人口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