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历经百年,学术界对其整体性认知渐趋定型,但对其内部多元而独特的个体的认知仍有待补充甚至重新认识。特别是近年来对复调的五四的“再发现”,提供了深入了解五四社团和主义思潮的新契机。本文拟以平民学社与近代合作主义思潮传播为中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各类思潮汹涌的大背景下,梳理社团的成立、组织和消散等过程,在关注“人”的活动的基础上,探求其思想嬗变和近代合作主义思潮的传播。并且,在讨论平民学社思想和行动路径转变所反映出的五四社团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之外,更意图挖掘其社团组织本身的独特性,及其何以选择走向政治解决等问题。合作主义思想的兴起可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国家相继发生工业革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加之近代信用制度的迅速发展,促生了以英国消费合作社和德国信用合作社为代表的合作运动。合作主义思想早在五四之前即已传入中国,其中,朱进之、徐沧水、覃寿公等均是早期合作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但影响较小。合作主义被广泛传播则得益于五四前后以戴季陶、薛仙舟、汤苍园、邵力子为代表的一批复旦大学的教职员大力鼓吹,薛仙舟等是中国早期接受并尝试将合作主义思想运用到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行者。复旦教职员对合作主义思想的接纳与传播,也为五四后知识青年创办合作主义社团提供了思想来源和成长沃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寻求社会改造背景下,各类主义与思潮汹涌。1920年,以一批复旦大学学生为主体成立的平民学社是中国最早传播合作主义的学生组织。基于学科背景与学缘等“资源”的支持,特别是在薛仙舟、戴季陶的指导下,平民学社逐渐接受和深化了对合作主义的理解,开始大力鼓吹合作主义,开展各地合作事业调查并尝试进行合作实践等。平民学社是五四社团中少有的具有实践特征的组织。学社建立后,不断扩展其外围组织,创建上海合作联合会等地区联合社团,并且指导和帮扶创办地方合作社,深入地方进行调查指导。平民学社不仅积极推进国内合作联合运动,而且开始与国际合作团体接触,进而扩大其组织和思想主张的影响力。平民学社对合作主义的接受经历了从最初广泛意义的社会改造向专论合作主义的转变过程。随着大量翻译和出版国外有关合作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其对合作主义的思想内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就其思想内涵而言,即试图宣传合作主义,发展平民经济,倡导平民教育。平民学社对西方合作思想并非全盘接受的,与欧美重视工人阶级和消费合作不同,平民学社立足于近代中国农民阶级的普遍贫困,注重发展农村合作,主张“到民间去”,以浅显的文字宣传其合作思想,即已具有明显的“行动”意向。1924年以后,因其思想的内在矛盾与组织的人员流动,以及时代的激进化,平民学社无形消散。总体言之,平民学社的思想与行动路径的转变,显示出五四社团发展的规律性特征,然就其思想嬗变与组织发展而言,亦存在自身的特殊性。从思想主张看,从早期主张非政治的社会改造的改良主义到强调“到民间去”,成为“农工咽喉”,依托政党而实现彻底解决,平民学社的思想转变引发了组织内部的思想分歧。从成员组织看,平民学社成员的人际网络显示出其与国民党的密切联系。因此,平民学社组织的消散和走向政党政治实属必然。1927年平民学社成员重组为中国合作学社,平民学社对于合作主义的宣传与实践也成为国民党合作运动的思想来源。纵观民初合作主义思想的嬗变过程,合作主义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作为知识青年寻求社会改造的方案而被广泛传播的。与其他昙花一现的五四社团及新思潮不同的是,平民学社与合作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其思想内理而言,合作主义试图提出与资本主义和激进社会主义等思想不同的解决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方案。因此,虽然在五四激进化思潮下经历了短暂的消沉,但不可否认其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