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新中国的乡村生育改革以妇婴卫生运动为依托,通过“新法接生”、“复训旧产婆”、“无痛分娩”等口号,随着50年代初乡村社会对新生国家政权的认同,在土改、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作为主要历史坐标的年代里,进入了乡村民众的视野,成为他们与新政府接触的最早契机之一。本文将生育改革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政权建设的情景中,通过考察“新法接生”在不同政治运动语境下的意义,来说明妇婴卫生在1950年代的复杂地位。本文的目的并不限于乡村生育行为的变化和妇婴卫生本身,而是希望突破医疗卫生史的构架,试图通过综合官方出版物、地方档案以及口述史访谈等数据,对比国家生育改革的“表达性建构”和地方实践,着眼于新旧法在叙述和实践中的实际边界、旧产婆到新法接生员的身份变化、“无痛分娩”的“科学”知识从国家到地方逐渐改变的应用场景和理论解释,以及合作化时期以保护和掌握妇女劳动力为主要职能的生育改革对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来考察妇婴卫生对新生政权的政治和社会动员意义。一方面,国家通过将“新旧”对比和妇女生育之苦、身体之痛符号化,建立起生育改革与政权合法性之间的隐喻关系,并塑造妇女被解放和民众对国家认同的叙事逻辑。另一方面,在合作化时期,国家将生育改革融入以劳动力动员为主要任务的政治语境中,在依旧大张旗的宣传和实际上被弱化的卫生行政的诉求下,完成了乡村社会的动员。50年代末期,当妇婴卫生建设在国家表达的层面上与乡村地方实践的差距越来越大时,国家将卫生描述为“福利”,反而加强了乡村民众对于国家的想象与认可。今天看来,这个表达层面的成绩斐然与实践层面的举步维艰的落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省的切口。尤其是,在陕西省合阳县的口述访谈中,笔者发现,并未如期而至的国家福利反而帮助农民超越地方经验,构建起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因此,本文最后也希望,通过生育改革和妇婴卫生,对国家主义话语在非政治领域的情形窥豹一斑,这或许能为理解1950年代的国家形象与乡村社会,提供一个切实而具体的讨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