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世纪之交的蓬勃发展后,目前已悄然步入后扩招时代。在这一进程中,整个教育系统乃至社会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并发生着潜在而深刻的变化。本文试图探索的是:在后扩招时代中国的乡村经历着怎样的高等教育功能观变迁?在这些变迁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次文化社会原因?本研究使用的方法是基于东西部两个村庄的文化人类学考察。具体来说,选取了位于江苏南通的上漫村和位于四川绵阳的三合村为样本村庄,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细致描绘、丰富呈现并深入分析了两个村庄八个迥然不同家庭围绕着子女的上学、出路而展开的日常家庭生活,以此呈现后扩招时代高等教育功能观在我国乡村的际遇与图景。在研究的后半部分,集中梳理了高等教育功能观的乡村差异问题,并进而反思了乡村文化秩序与高等教育功能观的交互影响关系。就两个村庄高等教育功能观的整体呈现来看,基于经济、区域位置等因素,上漫村实现社会流动的渠道较为多样化,高等教育只是众多的实现向上流动的通道之一。民众对其并非完全倚重。上漫村村民的功利化思想较重,更加看重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而三合村村民对于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依附性更强。甚至,很多三合村村民将其看成整个家族的希望和信仰。但两个乡村中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即它们都认为社会阶层会影响到高等教育机会的平等。并且高等教育功能能否释放出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高校的层次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对于乡村文化秩序与高等教育功能观的交互影响关系,本研究从乡村文化秩序的自然生态秩序、公共生活、心态秩序等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研究认为,尽管目前乡村的自然生态秩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甚至正在遭受破坏,面临危机,但从总体上看,村民们对于高等教育能够实现社会流动的正向功能观并没有根本的改变。重学的传统在城镇化的进程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的“空心化”,这恰恰是高等教育功能观反向影响乡村自然生态的明证。就乡村公共生活秩序与高等教育功能观的相互关系而言,乡村公共生活的日常低频化、节日聚集化、仪式化等特征使得高等教育在提高家庭以及家族的声誉方面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公共生活中主导性话语及话语权的主体反映着这一特征。在心态秩序与高等教育功能观的关系方面,目前中国农村的心态秩序存在危机,亟待重建。过往平和的乡村心态环境已在城镇化的裹挟下,在高校扩招的进程中日益呈现出功利、急躁与不安的心理状态。但同时,家庭亲子间对于高等教育功能观的沟通抑或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重构家庭乃至乡村的心态秩序。总之,通过文化人类学考察呈现出来的乡村高等教育功能观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时代性也进一步说明,乡村文化秩序和高等教育功能观是一种双向互动、深刻互摄的动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