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较新的学科，翻译研究在近些年发展得很快，通过借鉴吸收其他学科（如性别研究）的研究成果，翻译研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五四”时期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民族危亡，仁人志士奋起救国救民。翻译成为当时拯救国民的重要途径。西学东渐主要侧重于自然科学，但对中国的思想价值体系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国内形势和西学影响，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吹响号角，以文体、文字甚至文化的变革为锲机，旨在推动个性解放和人的解放。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更是以翻译西方文学、政治、科学为精神来源，翻译可以说第一次从文学的边缘位置颠覆到了中心的地位。新文化运动对人和个性的聚焦使妇女解放的呼声第一次从地心喷涌而出。女性命运第一次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一大批女性作家和女性译者从历史的地表首次浮出。她们从女性自我意识出发，书写女性命运。同时，这些女性作家，有些身兼翻译者，她们翻译了大量佳作。可她们的翻译行为没有或很少引起理论家们的重视。近年来，随着翻译视角的转换，女性翻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西方女性翻译理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理论传入中国以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本论文试图以女性主义翻译观，分析“五四”时期的女性译者和她们的翻译行为，综合运用史料调查和作品分析的方法，对她们在翻译史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定位。本研究主要探讨了五四时期女性译者既写又译。她们的作品中表露出明显的女性意识。而其译作，根据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则没有很明显的女性意识。林徽因的翻译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证。冰心的翻译如同她的写作，无论从语言风格还是从主题选择上都表现出女性主义特点。通过对作品和译作的比照研究，本论文可望为研究女性翻译和女性主义翻译观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