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自由是从言论自由引申而来的一个概念。它以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意为传媒业脱离政治权力的束缚,按照自身运行的规则独立地生存于社会当中。对于传媒获取自由的方式,在西方学术界有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政治哲学研究,出现在17、18世纪左右,认为自由本身是一种天赋权利,政府对言论自由或传媒自由的压制是剥夺权利、违背契约的行为。同时,传媒自由是人们在观点的自由市场获取真理的途径,限制自由也就是限制真理。因此,在人们被剥夺这种权利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政治斗争甚至革命的手段争取权利,或重新建立符合自由精神的政府。正是在这种抽象的自由哲学的指引下,传媒逐渐获取了自由；另一种范式是社会学研究,出现在19世纪初期,在抽象哲学向实证哲学转变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实践出发,讨论传媒获取自由的现实社会因素。在这种视野之下,市场经济逐步被发掘出来,被认为是传媒获取自由的真正原因。传媒业正是借此获得了经济独立,并且日益成长为规模庞大的社会组织。同时,还以庞大的受众群而掌握了舆论的力量,因此,成为制衡政府的第四权力。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两个阶段性成果,从根本上来讲,哲学研究的本意在于突出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和文化脉络,而社会学研究,是为了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进行连接,突出目前在西方方兴未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它们的核心都是自由主义,并在总体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和普适性。不过,如果从目前西方和受西方国家影响的其他国家传媒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有问题。比如,自由主义哲学和市场经济在英国却结出了公共传媒体制这样的奇异果,甚至在北欧还有补贴制度。而在二战以后,西方自由新闻体制的对外输出并非一帆风顺,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出现激烈的政治对抗和社会斗争。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西方自由传媒体制得以建立的基本动因和演变过程的理解还深陷在西方所建构的价值体系当中。针对这样的理论问题,本文尝试在研究视角上从自由主义的哲学范式转向具有价值中立特点,能够从宏观角度和历史角度看待社会现象的系统理论范式。在系统理论视野中,传媒和政治将被看作是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社会子系统。传媒自由的过程其实是传媒与政治两个社会子系统的分离与调适的过程,即在社会总体变迁过程中,系统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系统环境而出现的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分化。在这样的宏观分析框架下,本文认为,技术、市场和政治是推动传媒与政治分离与调适的基本动力。并历史地相继引起两者在文化、组织和制度层面的变迁。结合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传媒业的发展过程,本文通过分析动力因素与媒体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作用的方式与结果,阐释了西方传媒自由的实质和历史逻辑。具体而言,这个过程的特点是,技术首先引起了传媒与政治的文化分离,为西方国家在法律制度上确立媒体的独立自由地位奠定了基础。之后,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传媒与政治的组织分离,特别是日益强大的媒体垄断集团的形成使得媒体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某种转换。最后是政治或司法过程推动了传媒与政治的制度性分离。从系统论角度来看,第一个阶段是传媒体系自身原因引发的分离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市场体系引起的分离过程,第三个阶段则是政治体系内部通过间接的权力结构完成的对传媒体系的制度化分离过程。从15世纪末期印刷传媒出现以来,这三个阶段存在于每一种传媒与政治的分离过程当中,并前后相续,形成了现代西方的自由传媒体制。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不同传媒体制的原因,其实主要是在广电传媒的第三个分离阶段有不同的政治结构安排,整个传媒体制在总体上并无大的差别。总之,本文从西方传媒自由理念出发,借鉴系统理论对传媒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搭建系统分析框架,将抽象的自由哲学探讨转换成了分化视角下的传媒与政治关系研究；其二,在历史维度中,将以往作为传媒自由基本动力,但彼此割裂的技术、市场和政治因素重新进行了功能定位,并以此厘清了西方传媒自由演化的内在逻辑；其三,将技术、市场和政治作为比较因素,对中西方传媒和政治关系变迁过程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对我国传媒业的发展现状有了重新的认识。与传统的传媒与政治关系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正在于结合多种研究视角,尝试建立了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对技术、市场和政治三个因素的历史分析,将有助于破除传媒自由意识形态化的迷雾,较为清晰地反映出西方传媒与政治之间的真实关系及其发展过程。自然,这种分析对正在发展进程中的我国传媒业,及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建构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