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2014年发布了《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对于民间文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该条例给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而对于民间文艺衍生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上,该条例只是给出了模棱两可的规定,即参照著作权法有关内容行使。衍生作品作为民间文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民间文艺不断向前发展的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法律上也应制定较为完备的规定和措施来对其进行保护。本文以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洪某等诉贵州五福坊食品有限公司等著作权纠纷案”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此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民间文艺衍生作品的独创性认定以及著作权保护问题。首先,探究民间文艺衍生作品的内涵以及民间文艺衍生作品与民间文艺作品的关系。顾名思义,民间文艺衍生作品从民间文艺作品中演变而来,是在民间文艺的基础上进行独立创作而产生的作品,因而其必须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标准,本身与民间文学艺术相区别而受著作权法保护。其次,明确民间文艺衍生作品满足著作权作品的条件,其独立创造性的基本原则、判断标准以及举证责任怎样划分的问题。衍生作品应具有独创性才能满足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条件。民间文艺衍生作品的基本原则包括遵循著作权法一般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以及独创性标准高于一般作品原则。独创性包含两层标准,即“独立完成”和“具有创造性”,我国对于衍生作品独创性的判断标准采用较高标准,即“独立完成“和“较高的创造性”。我国在实务中往往由被告承担“创造性”的举证责任,原告仅承担了独立完成的举证责任,而此种举证责任也仅仅是在作品上署名即可认定。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合理性表现在,要证明作品的创造性的确十分困难,每位创作者都会主张自己的作品具有创造性,尤其是初次创作完成的作品,没有在先作品进行比对,缺乏参照物予以佐证,而仅靠在作品上署名并不能证明其具有独创性,只能说明是其独立完成这个事实。因此,独创性的举证责任对于其权利主体的原告来说都如此困难,却将其证明责任分配给并非权利主体的被告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于原告独立创作的衍生作品,原告接触和收集证据的资源和能力都明显比被告占有优势。因此,对于民间文艺衍生作品独创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更为妥当。最后,对于民间文艺衍生作品具体案件中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有实际损失说、法定赔偿说与综合标准说,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选择哪一种赔偿标准来保护衍生作品权利人的利益。结合本案的客观实际,难以确定原告方洪福远与邓春香的实际损失,被告方因侵权所获利润也难以计算,在此种情形下,实际损失说无法适用,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侵权的法定赔偿也无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则采用综合标准说比较妥当。从以上三个方面出发,发现和解决在理论和实务中对于民间文艺衍生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的困难与问题,再逐一找出应对方法与措施,推动衍生作品在法律保护上的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