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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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沿袭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同前朝一样,司法只是政府的一项职能,与行政职能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在这种依附关系之下,地方官员需要将命盗重案向上逐级转审,刑部作为中央司法机关可以对督抚呈报的刑案审拟结果予以驳回,这其中的二次驳回案件则放大了这一过程中刑部与督抚的争议。尽管总是以督抚的妥协告终,但双方的抗衡依然不断发生。清代二驳刑案的发生原因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官员在司法目的、司法理念、职业素养上存在差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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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沿袭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同前朝一样,司法只是政府的一项职能,与行政职能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在这种依附关系之下,地方官员需要将命盗重案向上逐级转审,刑部作为中央司法机关可以对督抚呈报的刑案审拟结果予以驳回,这其中的二次驳回案件则放大了这一过程中刑部与督抚的争议。尽管总是以督抚的妥协告终,但双方的抗衡依然不断发生。清代二驳刑案的发生原因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官员在司法目的、司法理念、职业素养上存在差异。此外,严密苛刻的官员责任制度也使双方的退让成本较高。在研究清代二驳刑案背后的实质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从动态角度了解清代重大疑难刑案的审拟争议及解决方式,感知清代律例的生动运用,更全面地认识清代司法体系;另一方面则是从中央与地方的司法话语权争夺里分析清代司法权的分配,以及从中折射出的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在回溯历史的同时也应从清代司法经验出发反思当代司法,在相关问题领域中获得启示,如在同案同判的追求下应主义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责任的限度应处于适当范围才能真正有利于司法公正目的的实现;为司法改革中去地方化与行政化的进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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