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研究,西方从中世纪以来一直都体现着“伊斯兰蛮族”这一主题,我国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强调了复兴运动中伊斯兰政治化和政治伊斯兰化中的诉求。但是,在其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伊斯兰意识形态成为了地区的主体文化,其文化主体性的获得不仅来自教众的认同,更重要的还是被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同时,其主体文化又给予了伊斯兰意识形态以重要的源泉。两者的互动一方面使得该地区具有了浓厚的伊斯兰特点,另一方面也使得当前地区的各种矛盾斗争中出现了以伊斯兰诉求为旗帜的现象。据此,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以中东地区为例,厘清伊斯兰主体文化形成与意识形态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内涵与外延,为解析发展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作理论尝试。在伊斯兰的研究中,中外学者已经收录了丰富的一二手资料,很多资料都来源于阿拉伯历史文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收集整理这些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共时和历时的分析找出符合伊斯兰历史发展的证据;其次,任何问题和现象的出现必然是特定社会现实的反映,伊斯兰意识形态出现的时期也正好是社会处于剧变的时期,所以以迪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所代表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方法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前者的“团体意识”与后者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体现的“韦伯命题”给予了本文以立论支撑;最后,为了使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实证性,在论证中增加了相关数据的分析和整理,如伊斯兰社会变革中的经济变化、人口变化、少数族群人口比例、伊斯兰文化的认同程度等。论证中,鉴于本文所使用的概念——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宽泛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了使论证不至于太空泛和模糊,我把伊斯兰意识形态的阐述和论证建立在其形成与发展、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首先,在世界三大宗教主体文化与意识形态化互动的关系中找到宗教思想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规律;然后,阐述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形成机制以及形成、发展的组织和制度;其次,分析和归纳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内涵与适应性变化;最后,通过伊斯兰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变迁、全球化进程、民族国家斗争以及极端主义中的各种表现和作用,结合伊斯兰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进一步论证伊斯兰主体文化发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论证可以看出,伊斯兰意识形态是在伊斯兰主体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是源于伊斯兰宗教思想核心内涵,并具有各种时代取向的宗教思想体系。它的出现集中体现在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是遭受挑战的结果,它不仅具有复古主义的色彩、传统防御的功能,还具有干预现实、解决社会问题的模糊性、理想性表达,是传统文化与适应性相结合的观念复合体。斯兰教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宗教观念具有其特殊的文化特征与适应性特征,前者是指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文化本质,是宗教普世性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后者主要是指18、19世纪之后伊斯兰在经历挑战和变革时所体现出的各种时代取向,是伊斯兰意识形态在文化变迁中的主动性、适应性调试。通过伊斯兰社会传统的教育、律法、宗教组织制度以及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等的推行与发展,伊斯兰深深地融入到了穆斯林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社会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宗教传统文化要素得到了强化和普及,成为了主体文化并发展为地区与民族最为浓重的文化底色。随着文化主体性的获得,其最具动员令的社会认同也随之获得,在社会的变迁与挑战中,它就成为了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源泉和基质。伊斯兰主体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动态、发展的关系,它们的发生和发展关乎社会进步,体现了传统与进步、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发展中,伊斯兰思想在政治、社会的孵化中逐渐成为了全民的集体认同和生活范式,这种主体性文化暗流是其民族精神舒适的来源,当国家、民族遭遇入侵或变革时会从“潜在”走向“显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去直面危机,呈现为一种显在而便捷的工具和诉求。当前中东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穆斯林国家在面对挑战时忽视了传统,使得一些社会变革理论“早产”,结果不但没有解决好现实的问题,还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与发展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