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和医疗话语的建构与消解,是现代中国的一道重要政治景观。传媒则是这一过程发生的重要场域。本文从1949年——1989年《人民日报》对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传媒再现”入手,分析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传媒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传媒不同时期的话语模式背后我国城乡关系变化、社会转型的深层因素。从1949年到1967年,《人民日报》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报道以“医疗队下乡”报道为主。在这些报道中,医疗队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代表着科学和进步的现代化力量,像阳光一般照射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地区。这些报道同时也是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种建构。到了1965年,为了弥合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大众传媒进行社会意识形态动员,将医疗资源从城市迁往农村。医疗队下乡不再是对乡村的一种拯救,先前作为国家意志工具的医疗队自身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从1968年起,《人民日报》掀起了在全国推广合作医疗制度的强大舆论攻势。这些报道建构了“赤脚医生”的神话,其本质是将医学政治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其中也隐含着其他值得探讨的因素:作为“历史的权宣之计”的现实经济动机,传统乡土社会对现代医疗空间韵抗拒等等。另外,传媒通过号召千万名“赤脚医生”成为意识形态主体,为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人力资源。可以说,在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过程中,传媒是不可缺少的一环。随着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合作医疗制度解体,对于这一关系到数亿农民健康的大事,传媒基本处于“缺席”状态。这可以看作是对“文革”时期“极左”报道的一种“消声”与反拨。然而,传媒对整个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失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人民日报》的医疗卫生报道模式也发生了极大改变。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兰十年,医学和政治在传媒的话语中密切结合,医学的成功总是政治正确的论据。这一逻辑在不同的时期服务于不同的具体主题之下,也与我国城乡关系变迁与社会转型息息相关。在改革开放之后,医学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逻辑在媒体上隐匿了,但并未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