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的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9亿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虽然在城市农民工的数量与日俱增，但愿意往城市迁移户口的却不多。2013年全国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常住人口比例为53.7%，实际整个拥有城市户籍人口比例仅仅在35.7%。另外，根据四川、河南统计局2014年外出务工农民工的调查，目前9成农民工不愿要城市户口。那么，农民在转变为市民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这其中的过程到底受什么影响呢？具体来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否要向城市迁徙，将农民的身份转变为农民工，即非农化（刘传江，2008）。第二，成为农民工后是否愿意长期在城市生活甚至在城市定居；第三，是否愿意迁移户口成为当地市民，即市民化。在迁徙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农民法律上的身份没有改变，依然是农民，所以其无法享受同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第一阶段的国内外研究已经十分成熟；第二、第三阶段，即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两个阶段也不是无条件的转变，需要农民工考虑各方面因素或者放弃一定的其他方面的利益。所以，每一个阶段的决定因素都是不同的。国内目前研究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内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将这几个阶段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或者用一个阶段的观点来以偏概全；第二，国内大部分只研究流动人口，单纯以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多；第三，对于迁户口的问题其实有两类，一种阻力出在当地政府和落户制度设计环节，另外一种阻力出在农民工本身，单纯以农民工自身意愿为视角的研究较少；第四，国内研究都是将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作为一个大的整体来进行分析研究，但是由于全国的农民工均是来自不同的省份，每个省份的农民工其自身资源禀赋又不尽相同，所以影响其迁徙意愿的因素也可能有所差别。本文从微观的农民工个体视角，将农民工从农民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后两个阶段，即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控制了农民工的一系列人力资本特征后，分别利用表征收入状况、生活状况、工作质量、社会融入状况、所拥有的农地数量、子女教育状况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收入状况、生活和工作质量都对农民工是否在城市定居和将户口迁往城市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社会融入状况对两阶段影响不明显；3.家庭所拥有的农地数量对农民工是否长期定居在城市不显著，但是却显著的影响着农民工是否迁户口的决定；4.对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很大的影响着农民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往城市。在将农民工来源根据地区分为两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是否迁移户口的影响因素上我们发现：5.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更看重收入状况，而来自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更看重工作质量和社会保障情况；6.来自两类地区的农民工都很重视子女未来的教育情况，并且土地因素对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影响程度稍大。根据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财权，将农民工保护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2.对农民工基本劳动权益保护加大投入，引入社会保险参与制度；3.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引导企业承担更多责任；4.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下进行农地流转；5.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根据地方政府发展水平采取有条件准入。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有三点：第一，本文将农民工从农民变为市民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后两个阶段（是否愿意长期居住在城市、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往城市）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传统的文献大部分将这三个阶段笼统为一个阶段或者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并不十分完善。第二，本文将农民工按照地区划分为两类，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为一类，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为一类，并分别对这两类农民工进行分析，分别研究其市民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而传统的研究基本都是将所有农民工笼统地都归为一类来进行研究。第三，本文通过调查问卷从微观的农民工个体本身来分析其市民化过程中两阶段的意愿。传统研究的视角大部分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制度设计以及社会环境等宏观方面。本文的研究更能反映农民工个体最真实的想法和意愿。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调查问卷的来源主要集中在生活在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缺乏对诸如上海、北京以及其他农民工聚集较多的城市的调查数据，导致研究不够系统；另外，本文主要从实际的微观数据出发进行的实证检验，理论意义稍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