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概念,强调信任、规范、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由于“家族性”这一社会因素的嵌入,家族企业的治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诸如信任、网络、规范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之间呈现出多个方面的契合点,社会资本理论成为研究家族企业的一个全新视角。尽管已有部分学者尝试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家族企业的组织特征和治理行为,然而已有的研究缺乏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来关注控股股东的治理角色。而控股股东作为控制性家族的家长权威以及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的主导者,其行为也会受到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模式等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这一视角来分析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将社会资本因素纳入到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中,试图更为全面、透彻地解析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产生的内在机理。本文遵循“构建理论框架—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的研究思路,以“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社会资本与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作为全文的研究主线,主要分析和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家族企业控股股东的社会资本分析;第二,社会资本对控股股东代理行为的影响;第三,社会资本对控股股东代理问题治理的影响。本文首先在充分理解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企业社会资本理论以及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家族企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然后,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分析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的产生机理,并利用数理模型探讨社会资本与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侵占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我国资本市场上372家家族上市公司2007-2012年共2232个观测数据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论文通过深入分析和探讨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由于“家族性”的嵌入,家族企业社会资本即具有家族网络特征又具有企业网络特征,表现出双重网络性;由于家族网络范围与企业网络范围的不同,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即具有正向的外部性又具有负向的外部性。正是这种负向的外部性导致控股股东在投资和利用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形成对网络范围外的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从而产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2)受转轨制经济特征以及传统“家文化”的影响,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包括金字塔式的“股权控制”和网络式的“社会资本控制”。在社会资本控制的影响下,控股股东实施利益侵占的行为能力和动机被强化,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也逐渐转变为隐性剥夺,利益侵占方式多样化,控股股东身份和利益侵占行为更加隐蔽,控股股东代理问题更为严重。(3)通过数理模型推导,本文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一是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与控股股东利益侵占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二是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能力越强,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越严重;三是股权制衡、法律监管等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但是控股股东的社会资本会通过弱化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利益侵占的治理效应,进而对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产生影响。(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家族上市公司“股权控制”和“社会资本控制”的双重控制链确实存在,而且“股权控制”与“社会资本控制”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弱化股权控制的同时会进一步强化社会资本控制,进而达到对上市公司的全面终极控制。对我国家族上市公司而言,社会资本控制与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显著正相关;控股股东的最终现金流权主要表现出利益协同效应,但是控股股东的社会资本控制会弱化最终现金流权的利益协同效应。(5)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法律监管、股权制衡以及高管持股能够有效抑制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但是外部审计与独立董事这两种治理机制未能有效地发挥治理功能。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控股股东的内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会资本会显著抑制法律监管、股权制衡以及高管持股的治理效应。控股股东个体社会资本对法律监管、高管持股的治理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对股权制衡治理效应的调节效应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法律监管环境较好时,外部审计与独立董事也能够显著抑制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因此,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环境仍然是解决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的关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在把握中国家族企业“家族性”嵌入特征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研究中,尝试对社会资本视角下家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系统分析;创新性地构建了社会资本视角下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研究的理论模型以及控股股东的社会资本控制指数,并首次运用大样本数据对社会资本、控股股东利益侵占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等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