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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无论从性质、时间和规模上来说，都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法改革运动。清末中国所面对的更是全新国内外环境以及无历史旧章可循的境地，诚所谓“三干余年一大变局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了曲折的转型之路。其中，外交的近代化是整个近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交近代化过程中，虽然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列强手里，但中国通过主动学习、了解相关国际法知识，在外交实践中亦不乏争夺话语权的例子。所以，本文主要选取了《中德通商条约》和《中日修好条规》两个历史断面以及中日“牡丹社事件”作为突破，试图通过以管窥豹的方式阐述笔者对于中国在外交近代化过程中争夺话语权问题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