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渐入佳境,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现代性、文化理论等一系列理论的引入,丰富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开阔了当代评论研究的学术视界,学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文化语境和评价视角,破除了思想僵化,从而发现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价值。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修辞也逐渐引起评论者的关注,它零星散布在抗战、解放战争、农业合作化等等伟大进程的描写中,单纯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较少。李杨、余岱宗、周志雄等人持续对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修辞进行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十七年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功利性特征,然而,学者们很少将十七年小说爱情修辞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缺乏深层次分析,因此,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带有重复性,仅仅注意到了政治和爱情的紧密关系,因此,有必要对十七年小说爱情修辞进行系统研究。将私人性的爱情和宏大的政治纠结在一起,是十七年小说爱情修辞最为显著的特点。爱情对躯体修辞的要求让位于革命的要求,人物的外貌、行动更多地是从革命出发,张扬革命意识形态。革命者仅仅拥有“英雄”的外形还不够,他们对爱情有着自觉高度的克制,极少响应爱慕者的情感暗示,然而,政治权威往往将美满的爱情结局作为“奖励”分配给公而忘私的革命者。在刻画人物时,对性的态度成为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重要分野,保持革命意志的人,就要和性绝缘,反面人物则荒淫无度。正常的爱情选择被赋予革命意义,革命与否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十七年作家也不可能达到彻底的理性创作,当爱情的非理性触动作家的深层无意识,灵感来袭,连作家对人物的情感进程都无能为力,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就比男性要灵动得多,鲜活而真实,一些爱情修辞在政治的巧妙掩护下,获得合法性,得以生存,有时,爱情还利用政治的途径不知不觉达到自己的目的,政治仅仅是传达爱情的手段。爱情修辞对痛苦的关注,使人物的爱情具有了强烈的真实感。几十年的战争对二十世纪政治文化意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十七年小说爱情修辞的概念化、公式化,体现出政治文化意识发展的成熟阶段。小说中的“革命加恋爱”现象就是延续了三十年代的叙事模式,而文学传统中的“英雄美人”模式也影响了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修辞。完整的人性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爱情是人性的重要内容,亦有着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性,完整的爱情应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世纪末小说的欲望化叙事单纯强调“性爱”,对性进行详细的展览性描写,涉及种种性爱形式,走向了十七年小说爱情修辞的反面。爱情应是“文明区”,从完整的人性出发,写出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斗争,写出性爱体现出的生命活力和美,合理把握性描写的“度”,写出理性因素的具体可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