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第410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解释和适用上的争议。从该条文的第一句来看,其不区分民事委托还是商事委托,委托人和受托人均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并且在行使上毫无限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因为任意解除权的行使而产生的实务纠纷。对该条文的第二句进行解读,我国对于任意解除权的限制采取了损害赔偿的相对限制路径,具体而言,解除权人除免责事由之外,应当承担因行使任意解除权给相对方带来的损害,但就损害的具体范围,合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于履行利益或者可期待利益能否纳入尚有争议。因此,对于委托合同中上述两个问题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上述两个争议问题的概括与陈述,界定委托合同的基本概念以及介绍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相关基本原理,认定委托合同作为事务处理型合同相比于承揽合同和雇佣合同而言,有着更为广阔的适用范围和更少的特点。而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在本质上应当认定为继续性合同的终止权,一旦当事人行使该权利,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向将来发生效力,由此概念入手,本文从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两个领域去分别探究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限制方式以及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第二部分探讨民事委托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限制路径。笔者认为,在民事委托中对于任意解除权应当采取损害赔偿的相对限制路径。具体而言,在无偿的民事委托中,基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特殊信赖、意思自治等理论依据,应当认可双方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即使在涉及到受托人利益的无偿民事委托中,也不应限制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但除不可归责于解除权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因解除所造成的损失,赔偿范围应当综合多方因素予以确定,受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损害赔偿范围应限定在因解除时间不当对委托人造成的信赖利益的损失。而在有偿的民事委托中,通过对于比较法的研读及有偿委托对于当事人之间信赖、效率价值的法理考量,也不应限制双方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不同于无偿委托中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在对于解除权人因解除造成的损失上应予以充分填补,并承担履行利益的赔偿责任。第三部分探讨商事委托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限制路径,笔者通过比较法、实务案例的研究后,得出商事委托无论在当事人的信赖、意思自治还是自由效率的角度都与民事委托具有很大的不同,任意解除权存在的法理基础在商事委托中不复存在,若还一味采取损害赔偿的相对限制方式则会造成相对人的不公平状态,因此,基于商事委托的特殊性,应当以绝对限制的方式排除商事委托中任意解除权的存在,以维护交易安全及双方当事人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