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出使日记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所蕴含的使臣的前瞻性思想进行了考察，并作了客观评价。本文主要是依靠对出使日记当中有价值的材料归类整理而展开论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把出使日记作为一种当时特有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探讨出使日记所蕴含的前瞻性思想和对当时、现在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1875年，清政府决定与西方建立对等性外交关系，派郭嵩焘为首任驻外公使，并于1877年开馆伦敦。之后，陆续有了曾纪泽、薛福成等等使臣出使欧美等国。从光绪三年(1877)起，总理衙门就要求驻外使臣必须写工作日记，记载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并及时转交国内，以备参考。　　目前学识界关于出使日记的研究很少，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针对个别比较著名的日记进行的具体研究。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5篇论文。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著名使臣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崔国因的日记，他们的日记具有典型代表性。　　本文对出使日记中最有价值内容——即使臣的前瞻性思想进行研究，主要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思想四个方面。　　关于政治思想，本文论述了中西之间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出使日记中对西方的议院制、君主立宪等体制的赞扬。　　关于经济思想，本文对出使日记中高度评价商业在西方国家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倡导并且保护商业发展进行了介绍，并对中国的关税主权问题以及对清政府“低进口税、高出口税”的政策进行了探讨。　　对于军事方面，本文考察了出使日记中所介绍的西方先进军事设备，并对英、法等国先进的军事建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至于文教科技方面，本文对出使日记中有关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进行了介绍，也结合中国的情况对西方所实行的义务教育、女子教育进行了评论。　　对出使日记前瞻性思想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反思。出使日记中的前瞻性思想以及对国际关系的介绍——英俄矛盾、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的崛起等并未引起清朝当权者的重视，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借鉴和警示作用，反而被束之高阁，甚至横遭诋毁和攻击，中国为此所付出惨痛的代价，让人扼腕痛惜。　　出使日记是清政府睁眼看世界、中国知识分子审视中西差异的重要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对先进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维新思潮等的兴起和发展。　　研究出使日记，对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因而对保存下来的出使日记整体进行探讨是十分有必要的，不仅对当今的改革开放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史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