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儒家伦理如何建构徽商精神以及这种商人精神的性质如何,进而回应“韦伯式问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里,他断言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余英时针对韦伯的“中国命题”加以批驳,他广征博引儒、释、道三家的教义,证明中国近世宗教伦理有“入世苦行”精神,尤其强调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提供动力。余英时和韦伯都是在宗教教义中探究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商人精神进行经验研究,后来,韦伯学者和余英时本人也都深刻地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余英时还特别强调徽商资料将会证明他的结论,但他本人没有利用徽商资料进一步研究,徽商研究者也一直未作学术回应。本文爬梳了大量的徽商资料,从商人视角切入徽商精神研究,用徽商的经验研究来检验“韦伯式问题”。全文由正文、绪论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旨趣、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正文分为五章,主要表达三层意思:首先,探讨徽商的儒学传统,解析徽商与儒家文化的亲和性。徽州望族多是“中原衣冠”,这些封建士大夫和仕宦因躲避战乱、留念山水和居官任职等原因迁徙到徽州地区。从中原士族到徽州望族,这些世家大族继承了以孔子、朱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进而发展成了新安理学,为儒家文化传承的典型。其次,“贾而好儒”是徽商的基本特征。徽商虽是商人,却有儒家风范,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多数是“亦贾亦儒”,从而形成“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徽商喜欢结交文人、攀援官宦,这也是崇儒的表现。徽商重视教育,他们设置塾学、捐修官学、建设书院,延请名师、扶持士子,为府学、县学、书院提供束脩、膏火费。业儒入仕是徽商的终极关怀,在他们看来,“非儒术无以亢吾宗”,“非诗书不能显亲”,即便富埒王侯,也不能光宗耀祖。再次,儒家伦理孕育了徽商精神,主要表现为敬宗收族、忠君报国、团结协作、吃苦耐劳、开拓进取、诚实守信、乐善好施、勤劳节俭和崇尚文化九个方面。宗族制度的完备和宗法观念的强固是徽州地区一个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徽商编纂宗谱、建设祠堂和设置族田,强化以尊祖、敬宗、睦族为特征的徽州宗法制度。徽商忠于皇帝、报效国家,他们完成赋税、大力捐输、募勇抗倭。徽商注重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彼此之间团结互助。徽商能够吃苦耐劳,被称之为“徽骆驼”和“绩溪牛”。徽商积极进取和开拓创新,他们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从事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难以比拟的。徽商以诚待人,讲究信用,以义取利。在家乡和侨寓地,徽商对兴办义学、筑桥修路、救灾济荒等公益事业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出谋划策。徽商崇尚节俭,勤劳不息。徽商是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他们为徽州文化昌盛提供了经济基础,铸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结语部分是对“韦伯式问题”的批评和反思。余英时认为,新教伦理(又称入世苦行)主要包括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赚钱已成为西方资本家的“天职”,他们为了赚钱而赚钱。徽商无论创业初期还是富裕后,大都能保持勤劳节俭的生活作风。他们将诚信作为立身行事的指南,特别是作为商业活动中处理买卖关系的基本准则。徽商也有超越性动机,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有着庄严的意义和价值,能够忠君报国、敬宗收族、救济弱者和繁荣文化,只不过西方商人把社会责任发展为宗教精神,而徽商把宗教精神转化为社会责任,徽商不是“替上帝行道”,而是“替天行道”。徽商吃苦耐劳,开拓进取,他们对世界采取不是适应而是改造的态度。在商业书中徽商总结了他们的商业知识和经验,商业算术是徽商必备的基本技能,这相当于韦伯的“理性化的过程”。总之,徽商的经验研究进一步支持和证明了余英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