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口岸城市兴起,西医及其医疗模式进驻中国医疗市场,并且在与中医的博弈过程中逐渐占据了沿海省份及大城市国民医疗的主要市场,几百年一成不变的医疗手段及医学伦理被打破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医事纠纷。以治疗手段的不同医事纠纷被分为西医医事纠纷及中医医事纠纷,并各具特点。辛亥革命后虽成立中华民国,但初时政治不稳、时局动荡、内忧外患,民国政府无暇社会管理,法律的缺位与滞后导致医师群体素质良莠不齐。除此之外,医疗技术受限、国人思想封建落后与医界派系的斗争等都是引发民国医事纠纷的重要原因。民国政府为了防止医患关系在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中彻底崩盘而修缮法律,最终形成了私下和解、调解、行政处罚与诉讼等纠纷解决机制并存的局势。医病双方会根据各自过错的多少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纠纷解决方式。由于法律及规章赋予了医师公会较大的权力,它可以对医病双方进行调解,可以对违反章程的医生进行处罚,也可以在诉讼中做出医事检定,所以,医病双方在发生纠纷后可以寻求医师公会的帮助。民国时期社会转型,医事纠纷激增,民国政府为了解决医事纠纷做了大量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应的社会效果。还看今朝,医患关系已上升到水火不容状态,我们可以从民国的医事立法及纠纷解决机制中得出对今日的启迪,来应对今天的医事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