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多样性的水平提升将有利于激发社会组织内在活动和发展动力,但长期为理论和实践部门所忽视。为描绘地方社会组织多样性的水平及发展变化,本研究运用组织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广州、长沙、成都等三个城市为案例,通过从社会组织多样性指数、集中度、设立率三个维度,对三地社会组织2007年-2016年历时性数据比较分析,发现:尽管社会和经济发展各异,但三个城市的社会组织多样性,日益呈现出趋势相似、水平相近、类型相仿的组织趋同倾向。制度同构理论提出的强制机制、模仿机制与规范机制解释了地方社会组织多样性日渐相近的演变趋势,表现在:强制机制重视规则的约束与使能社会的作用。宏观政策变得相对宽松是社会组织能够在短时期内得以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但政策的放松强化了选择性发展这一倾向,制度改革保持了很强的制度惯性,从而造成了分类发展差异;模仿机制强调制度创业者的作用与认知基础等的共享。对制度创业者的学习,保证了社会组织较高的存活率,但对日益流行的同领域组织之间的模仿,未能打破组织之间的界限,加之组织惰性削弱组织创新能力,使得组织类型的多样性减少;规范机制着重组织网络与文化框架的影响。受文化框架与价值理念的潜在影响,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造成社会组织功能的完善或障碍。为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在继续深化简政放权的同时,宏观层面社会组织制度改革应将促进社会组织多样性纳入政策考虑范围,并赋权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进行政策创新,构建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生态体系;鼓励社会组织学习先进的同时,应秉持新发展理念,把握新发展要求,培育社会组织创新能力;正确发挥好组织间网络的连带作用,将同质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不断突破文化框架束缚,助推社会组织自催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