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目的是找出RMB和SDG汇率变动对中国-苏丹双边贸易影响。研究采用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中国-苏丹贸易流。研究涵盖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总的出口和进口,第二个层次是按照SITC分类标准,研究10组出口商品和8组进口商品。研究时间为1986年至2012年。通过修正模型计量假设,涵盖人民币汇率和苏丹镑汇率,两国GDP以及两国的技术差距。这5个变量以14个不同的数据集类型进行衡量。因此,共有20个商品组及14个不同数据集,在分析中共包括了280个方程。在这些方程中,有120个统计结果不显著,将其排除后,还有160个方程,涵盖了方程总数的57.14%。结果表明在总体水平下,人民币和苏丹镑汇率变动对总的进口和出口没有显著影响,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技术差距。中国GDP是统计显著的,并对总进口和出口有正的影响,因此认为中国GDP对总的贸易流有主要的决定作用。苏丹GDP是统计显著的,并且对总进口和总出口有正的影响。然而,苏丹GDP在决定贸易流方面的作用要小于中国GDP。在按SITC出口分组情况下,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部分出口组商品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些出口组占总出口组的比例为27.5%,不存在负向影响。SDG汇率变动对10%的分组商品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存在负向影响。技术差距对出口商品值有显著影响,且对出口商品是负向的,但对其中9组商品存在正向影响。中国GDP对65%的出口商品组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存在负向影响。苏丹GDP对20%的出口商品组有正向显著影响,对5%的出口商品组有负向影响。按SITC标准对进口商品组进行分类,表明RMB汇率变动对34%的方程有显著正向影响。SDG汇率变动对进口商品组没有显著影响。除了对部分进口商品组有正向影响外,技术差距对31%的进口商品组有显著负向影响。中国GDP对25%的进口商品组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存在负向影响。苏丹GDP对3%的进口商品组有正向显著影响,对6%的进口商品组有负向影响。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研究背景,即研究目的。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改革引起广泛关注,人民币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并对美元进行升值。1886-2012年,人民币币值下降了47%。1994-2005年,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2005-2012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了24%。除此之外,根据苏丹镑汇率的历史数据,发现1986到2012年,苏丹镑汇率伴随经济波动贬值了99%。中国和苏丹之间巨大的汇率波动被认为是贸易流的主要决定因素。研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1)人民币和苏丹镑汇率变动是如何影响中国和苏丹双边贸易的?(2)如果我们接受人民币币值上升而苏丹镑汇率贬值的事实,那么这种变动是否会对贸易额产生复合影响?(3)人民币和苏丹镑汇率变动对贸易额的影响会不会因为商品类型或性质变化而不同?第二章主要阐述国际贸易理论和研究模型。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回顾了相关概念：汇率的定义,汇率的类型以及在不同的类型下如何得到汇率。另外,回顾了自1880年以来汇率体系的演化。汇率的演化过程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法定货币局制度(1880年到1998年),盯住汇率制度(1998年11月到2009年1月)和修订后的盯住汇率制度(2009年2月以后)。每个阶段表现出来的详细特征就像金本位(1880到1914年)和两次大战期间(1914到1944)的特征。然后以Jeffrey (1999)的视角看待当前汇率体系的主要类型。在第二部分,笔者基于主要国际贸易理论总结了国际贸易的动机,这些动机是国家间产生贸易的5个基本原因。然后概述了主要的国际贸易理论,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报酬递增理论和引力模型理论。第二章最后一部分致力于研究模型,考察模型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研究模型,改进的引力模型包括8个解释变量：中国和苏丹GDP、人口、汇率以及中国和苏丹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技术差距。笔者解释了每一个变量的定义以及计算和数据来源。然后通过检验模型设定。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排除地理距离和人口变量来修正模型。对于内生性问题,笔者采用Matyas(1997,1998)、Egger(2000)和Giorgio(2004)的方法。这些学者建议用最可能出现内生非独立问题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个问题,用DW值和LM检验来检查序列相关问题。用Jarque-Bera统计量检验标准化残差的正态概率分布。用ARCH LM检验标准化残差的异方差性。第三章介绍中国和苏丹的汇率体系以及两国的双边贸易。第一部分笔者回顾了中国汇率体系的演化,将其划分为7个主要时期：1978年以前,改革开放政策实施期(1978到1980年),汇率双轨制时期(1981年1月到1985年1月),官方汇率时期(1986年7月到1994年1月),汇率制度统一时期(1994年1月1日),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时期(1997)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时期(2005年起)。此外,笔者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特征。由于汇率体系的演变,它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以及对外贸易演化本身都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涵盖了苏丹汇率体系、银行和货币政策的演变。首先强调了苏丹货币发行的历史,苏丹货币发行了七次：1956年至1969年,苏丹独立后第一次发行苏丹货币；1960年苏丹中央银行建立后第二次发行苏丹货币；1981年至1985年第三次发行和1986年至1991年第四次发行,这四个发行时期货币面值并未发生改变,并分别命名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苏丹镑；第五次1991年至2007年,更名为苏丹第纳尔,1第纳尔等于10苏丹镑；第六次2006年至2011年,发行的新苏丹镑等于100苏丹第纳尔,因此相当于1000老苏丹镑。第七次发行是在2011年南苏丹从苏丹分离后,第七次的货币保留了与第六次货币相同的名字和币值,并且到现在依旧使用。为了与旧苏丹镑区分,当前货币从其阿拉伯名字Sudanese Genaih中取得名称SDG。然后笔者考察了苏丹货币汇率历史演变,其次是苏丹银行业和货币政策的演变。第三章最后一部分考察中国和苏丹的关系,根据以往的研究将其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在苏丹发现石油前的阶段以及发现石油后的阶段。最后回顾1986年至2012年中国与苏丹的双边贸易。第四章为实证检验结果。在总的出口层面上,中国CDP对总出口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是决定总出口额的主要因素。苏丹GDP总体上影响不显著。对于人民币汇率,苏丹镑汇率及技术差距,在所有数据集中影响均不显著。在所有数据集中,所有方程解释变量都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且比较稳定。在总的进口层面上,中国GDP对进口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苏丹GDP在大部分数据集中影响不显著。人民币汇率在大多数数据集中影响不显著,苏丹镑汇率和技术差距均不显著。所有数据集中,方程的解释能力从0.54增加到0.74.按SITC出口商品组分类得到的检验结果：在第一数据集中技术差距在14个方程中对出口分组商品有显著影响,这些影响中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所有检验方程在95%显著性水平下均是显著的。所有数据集均在0.32-0.97之间变动,研究发现按SITC分组情况下检验结果在加入技术差距后均是不显著的。中国GDP对出口商品分组值有正向显著影响,在65%的估计方程中有显著影响,不存在任何负向影响。在四十组分组商品中,苏丹GDP对其中8个出口商品分组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其中2个有显著负向影响。在40组分组商品中,人民币汇率对其中11组出口商品额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在40组分组商品中,苏丹镑汇率对其中4组出口商品额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按SITC进行分组的进口商品检验结果：在32组方程中,技术差距在其中10组方程中对进口商品额有显著影响。影响分为正向和负向影响。除了SITCO和SITC9分组外,所有方程在95%显著性水平下都是有效且显著的,解释变量的有效性在0.26到0.78之间。研究发现所有分组结果均对技术差距不显著。在32组方程中,中国GDP对进口商品分组值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存在任何负向影响。在32组方程中,苏丹GDP只对其中一组进口商品分组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其中2组商品有负向影响。从进口额角度看,苏丹GDP没有发挥主要决定作用。人民币汇率对其中11组商品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存在负向影响。苏丹镑汇率对进口商品分组额无任何显著性影响。最后一章也就是第五章由三部分组成。在完成这个研究并学习与这个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之后,作者确信,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的结论并不一致。除此之外,这些研究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释变量的类型和性质。IMF(1984), Gotur(1985)和Ozturk(2006)的研究中已经提到。从另一个角度联系本文的研究目标,Gotur(1985)证明,他用与Akhtar和Hi lton(1985)相同的数据和方法仅通过改变贸易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数据集的选择就能得到不同的结果。这与笔者的研究完全相符并进一步证实了笔者的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回答如下的研究问题：(1)关于两国之间汇率的波动性如何影响两个国家双边贸易量,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研究时期内中国人民币和苏丹镑汇率波动对中国和苏丹之间的总双边贸易量不存在负影响,同时,也没有正的影响或收益。中国GDP对贸易总量有显著影响,并被作为贸易额的主要决定因素,苏丹GDP对贸易量的影响显著性低于中国GDP,两国的GDP对贸易量的影响都为正。此外,技术差距对总贸易量没有显著影响。就单个商品组而言,中国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SITC[0,2,4,6,8]组和进口SITC[3,5,6,7,8]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苏丹镑汇率波动对出口SITC[0,5,6]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但对任何进口的商品组都没有显著影响。技术差距对出口SITC [0,2,6,8,9]和除SITC[0,9]之外的所有进口商品组有显著影响。中国GDP对所有的进口商品组和除SITC [0,2,9]以外的进商品口组有显著影响。苏丹GDP对除了SITC[3,4]以外的所有出口商品组以及除了SITC[0,7]以外的所有进口商品组有显著影响。(2)虽然事实表明人民币升值苏丹镑贬值,汇率波动的特性造成了对贸易额的混合效应,但是结果并没有表明这种混合效应的出现。(3)结果并没有给出人民币和苏丹镑汇率变动对两国双边贸易影响的确定性结论。此部分最后内容为研究建议：(1)通过使用人民币和苏丹镑汇率,比较研究结果可以确定将间接汇率转变成直接汇率的经济可行性。(2)通过该研究,可以比较中国贸易伙伴与不同贸易伙伴的贸易特征,从而有助于提出外贸发展的政策。(3)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还不存在实现人民币与苏丹镑汇率直接兑换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