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英国借工业革命的强劲势头跻身第一强国后,便在欧洲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引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力已超越欧洲其他国家,崛起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却没有立即像英国那样承担起自由贸易的领导作用。1913年,威尔逊总统大力倡导《安德伍德关税法》,向世界宣告美国欲结束保护主义的漫长旅程,开启贸易自由化的新航程,并逐渐迈出领导世界经济的步伐。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国却重新跌入贸易保护主义的深渊,尤其是当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横行全球之际,在保护主义的泥沼中愈陷愈深。直到1934年的《互惠贸易法案》出台,美国才再次做出贸易自由化的尝试,以此为基础,逐渐接过英国半心半意递来的世界领导权,在经济政策上予以响应,并引领建立了二战后世界经济体系。本文试图结合体系、单元以及个人层次在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复杂互动来构建美国国际贸易政策制定模型,尝试厘清其政策进程机制的政治逻辑,进而回答一个长期困扰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问题,即美国缘何羽翼已丰,却推迟良久才最终转变成自由贸易的领导者。另外,本文试图加深关于美国国际贸易政策及一国如何调整对外经济战略以应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挑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