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历了三次人口数量增长的“婴儿潮”,其中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第二次人口出生浪潮达到我国人口增长的顶峰。按照我国规定的退休年龄来推算,在2010年至2020年左右,第二波“婴儿潮”的人员大量进入退休状态造成退休人员增长的高峰。那么,大量人员进入退休状态会对医疗资源的消耗产生何种影响?该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以及影响渠道又是什么?厘清退休和医疗服务利用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退休后个体在各项医疗资源消耗上的变化情况,对于如何改善个体健康状况以及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消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总结了退休对医疗服务利用影响的相关文献,采用2011、2013、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形成混合截面数据,分性别研究了我国城镇职工退休对门诊费用、住院费用、自我治疗费用三项医疗服务利用指标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渠道,即以个体心理健康、自评健康、慢性病来探究是否是因为健康状况的变化而导致医疗服务利用的变化,以退休前时间机会成本不同的政府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人员进行对比间接验证时间机会成本机制效应是否存在。实证模型采用模糊断点回归两阶段工具变量法,以克服实证回归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问题。通过对控制变量和处理变量在政策退休年龄处连续性检验和驱动变量操纵性检验,对回归模型结果进行更换断点、更改带宽、更换样本数据等方式的稳健性检验,证实采用该模型回归所得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研究得出:（1）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对男性、女性的医疗费用产生正向影响,退休使得男性、女性增加了个体医疗服务利用。（2）退休这一行为使得男性、女性自我治疗费用显著增加,影响系数分别为1.612和1.305,分别在1%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退休对男性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311和0.178,退休对女性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13和0.032,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3）通过进行健康效应与时间机会成本效应两方面的渠道检验,发现退休使得男性心理健康抑郁程度显著增加,影响系数为0.462,这进一步引起男性自我治疗费用增加5.5个百分点,表明心理健康下降是男性退休后自我治疗费用增长的原因之一。而退休对女性健康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健康状况并不是退休后女性自我治疗费用增加的原因。按时间机会成本差异将男性样本个体划分为政府事业单位和企业两类,发现企业人员的退休使得其自我治疗费用增长的幅度系数1.868远大于政府事业单位人员的0.468。因此,进而推断企业人员在退休后由于时间机会成本的大幅降低会更有动力进行自我治疗消费。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分析,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规范线上线下医药信息环境,构建安全有效的线上线下问诊平台,为我国职工提供一个安全有效的医药信息平台。（2）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实行弹性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给予职工一定的自主选择权。（3）构建社区活动中心,创造锻炼的良好氛围,促进提高老年人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