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城镇化建设的种种要求,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农村人口进入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促进集镇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政策的支持下来到城市,在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这群如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徙的人们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农民工”。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现实,我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6亿,占人口总数的19.26%。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在他们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如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政府并没有提前制定相关制度以预防或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大众传媒也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积极的上传下达。2003年以后,国务院颁布了多项涉及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子女教育等问题的政策,企图缓解这些矛盾。直至此时,有关农民工的报道才大量地出现在大众传媒上。本文依据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32年的发展中所呈现出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性、国家话语特性和社会协调作用,以及春晚人物形象再现的生动性和庞大的受众群,选取春晚中明确提到“由农村来的”、“进城打工”等字眼的节目及明确表明角色称谓(如“盲流”、“打工仔／妹”、“农民工”、“城市建设者”等)和参演者是农民工的节目为研究对象。意图借助央视春晚的这些特性来探讨政策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论述这种互动关系所产生的结果,整篇文章呈递进关系。本文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从节目数量、节目主题、节目形式、角色定位、涉及职业、节目场景、称谓变化这七个方面对央视春晚中所有涉及农民工的节目进行分析,总结其属性,并以此作为论证的依据和出发点。通过对央视春晚中农民工节目的播出时间和国家相关政策颁发时间的比较得出,央视春晚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始终处于被动位置,没能积极主动地将信息传达给政府。央视春晚依靠政府的决策来决定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农民工形象,这是一种滞后的再现,即国家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程度决定着央视春晚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程度。这种与国家政策的高度默契,使得春晚在表现农民工形象和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时无法突破国家政策所规定的范畴,春晚对国家政策的依赖和节目的艺术创造性无法回应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障碍,只能在情感生活、工作理想、群体风貌等相对保守的话题范围内运作,结果就是央视春晚对农民工形象的选择性呈现、“中介化”呈现,以及将农民工作为揶揄的对象,娱乐观众。这些在约束和限制之下再现的农民工形象,通过电视传递给全国各地的观众,并向他们提供了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想象素材,央视春晚在农民工形象再现中展现的城市视角、制度性歧视和称谓的限定最终影响了观众对农民工的认知和认同。也即媒体滞后于现实和政策之后所带来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