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50多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太多的分歧与反复，这些评价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视角，那就是更多地是从历史场景、时代语境、文学规范等外部的角度予以否定性或肯定性描述的。文学作品作为作家主体的创造，必然是作家以自己独特的思想、情感、精神对“人”的思考，那么，从作家的精神思想、心理状态、价值追求来观察、剖析这一时期的文学，也许可以使我们对“十七年文学”做出更恰切的判断。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各类代表作家的精神状态、心灵轨迹的梳理，我们会发现，不管是有着“五四”背景的老作家，还是来自解放区和新中国培养的新生作家，都表现出一个明显的主体精神趋向——真诚，对时代意识形态的真诚、对民族国家建设的真诚、对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真诚。作家们以无比虔诚的态度面对文学创作，真诚主动地改造自我，自觉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真正融入平民大众，使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与民间相吻合。他们以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激越豪迈的时代激情创造了一个一体化的颂歌时代。在这种真诚的激情下创造的一大批“红色经典”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它所体现的对新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诉求，无论从历史进程的合理性还是从价值形态对其时现代性危机的对抗性来说，都是不容在“非历史化”倾向中用现行的价值观念随意进行否定的，并且作家的这种张扬主体精神、关注现实生活的激情和真诚也正可以作为匡正当下消费时代文学创作诸种弊病的一种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