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大众人群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及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程度,是衡量健康教育效果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通过调查农村艾滋病流行区大众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和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歧视态度,探索艾滋病健康教育方法和策略,从而为农村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提供技术支持。【方法】通过整群抽样,从安徽省南方和北方既往以有偿献血造成艾滋病流行的地区,各抽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县,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入选的5355名调查者开展艾滋病知识和态度的调查,并分析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回答正确率和歧视态度的分布特点。【结果】(1)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29.88±12.33岁,调查对象中农民和学生分别占总人数的39.35%和29.04%,文化程度主要为初中(34.66%)。调查对象男女之间的文化程度、职业以及年龄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调查对象艾滋病相关知识回答正确率范围从44%到80%。有关艾滋病病毒传播的误区有:44.67%的调查对象认为“蚊虫叮咬”能传播艾滋病病毒,47.36%认为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剃须刀”不能传播艾滋病病毒。在艾滋病病毒传播途径各知识点上,男性调查对象回答正确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艾滋病病毒非传播途径各知识点上,仅有“共用毛巾”,“咳嗽和打喷嚏”两个知识点男性回答正确率和女性之间有差异,其中“共用毛巾”(χ2=6.66, p=0.010)男性高于女性,而“咳嗽打喷嚏”(χ2=11.51, p<0.001)女性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仅16.15%的调查对象8道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非传播途径知识问题回答全部正确,除各年龄组外,不同性别之间(χ2=4.08,p=0.043)、不同职业(χ2=378.45,p<0.001)和不同教育程度(χ2=373.66,p<0.001)之间8道题全部回答正确的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4)调查对象艾滋病知识平均知晓率为66.92%,各年龄组(F=202.31,p<0.001)、不同性别(t=4.00,p<0.001)、不同职业(χ2=277.75,p<0.001)和不同教育程度(χ2=333.54,p<0.001)人群艾滋病知识平均知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男性知晓率高于女性,低年龄组知晓率高于高年龄组,文化程度高的人群高于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学生、教师人群高于农民和外出务工人员。(5)仅有23.16%的调查对象回答“拒绝给予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同情和帮助”,但是仍然有高达72.27%的调查对象回答“拒绝从一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食品店老板处购买食品”,63.88%的调查对象回答“拒绝和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共同进餐”。除了项目“是否同意将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隔离?”外,其它项目男性和女性调查对象歧视态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如果一个学生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但尚未发病,他(或她)是否被允许继续上学?”,女性被调查者所持有的歧视态度比男性被调查者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08, p=0.024);而其它项目女性所持有的歧视态度的比例高于男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安徽省艾滋病流行区大众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仍然较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者和患者的歧视态度仍然较高,应该待加强艾滋病健康教育,以提高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和减少和消除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态度。【目的】艾滋病知识掌握程度高低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态度密切相关。本研究通过调查农村艾滋病流行区艾滋病健康教育不同方式及其种类数与艾滋病知识得分之间的关系,为制定艾滋病健康教育方案,从而充分、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提供决策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式,在既往有偿献血的农村地区,调查了5355名农村居民有关艾滋病预防知识及其知识来源途径,并采用方差分析、非参数统计及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艾滋病知识来源的方式及其种类数与艾滋病知识得分之间的关系。【结果】(1)调查对象获得艾滋病知识的主要来源途径为:“广播电视”(74.19%)、“报刊杂志”(47.90%)、“邻居和朋友”(38.34%)。(2)不同性别间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在“家庭人员”、“学校和老师”两途径选择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除“乡村健康活动”途径外,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年龄组和不同职业人群对其它7种途径的选择比例也存在差异。(3)调查对象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数平均为3.01±1.74种,年龄<20岁、学生、高中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群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数较多,本地工人、无文化、>55岁以上人群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数较少。(4)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数和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其中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为1种时艾滋病知识得分最低,为8.21±4.23分,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数为6种时艾滋病知识得分最高,为11.67±3.0分。校正年龄、性别、职业和文化程度后,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数分别为3、4、5、6、7种时艾滋病知识高于知识途径数分别为1、2和8时的艾滋病知识得分。(5)高分组和低分组人群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邻居朋友”、“医务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学校或老师”等6个途径之间选择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分组的选择率高于低分组。高分组在2~4种来源途径上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0.98%,而低分组人群在1~2种途径上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5.43%,两组人群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种类的分布存在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15.94,p<0.001),高分组艾滋病知识来源数均值高于低分组。(6)通过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女性)和高年龄为调查对象艾滋病知识得高分的主要危险因素,而促进因素有职业(学生)、高文化程度,以及“电视广播”、“报刊杂志”、“家庭人员”、“邻居朋友”、“医务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学校或老师”和“乡村健康活动”。通过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法,发现性别(女性)和“家庭人员”对艾滋病知识得分的提高有阻碍作用,而职业(学生)、高文化程度,以及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中的“电视广播”、“报刊杂志”、“卫生防疫人员”、“学校或老师”和“乡村健康活动”等因素对艾滋病知识得分有促进作用。【结论】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及其数量和艾滋病知识得分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数太少将影响艾滋病知识得分的提高,当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达到6个时,再增加艾滋病知识途径数并不一定能显著增加艾滋病知识得分;大众传媒和权威的“面对面交流”可能增加受众对象艾滋病知识,但非权威的“面对面交流”如家庭成员内部交流可能阻碍艾滋病知识得分的提高。【目的】艾滋病有关歧视已经成为当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获得治疗、关爱和支持的主要障碍。本研究通过分析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和非传播途径知识与艾滋病歧视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歧视的主要因素,探索并提供减少、消除艾滋病歧视的方法和策略。【方法】在既往有偿献血造成艾滋病流行的农村地区开展横断面调查,通过整群抽样,有5355名调查对象入选本次研究,通过调查人群有关艾滋病知识、态度,并分析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非传播途径知识与艾滋病歧视态度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艾滋病歧视的主要因素。【结果】(1)16道艾滋病知识问题全部答对的比例为8.53%,艾滋病歧视得0分的占4.41%,男女之间艾滋病知识得分(Z=5.58,p<0.001)和歧视得分(Z=6.22,p<0.001)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调查对象的艾滋病知识总得分、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得分、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知识得分和艾滋病歧视态度得分分别为:10.12±3.93、4.67±2.46、5.45±2.63、70±3.26,在不同年龄组、职业和教育程度和性别之间,上述4个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调查对象中的男性、学生、年龄<20岁和较高的教育程度者与其他人群相比具有较高的艾滋病知识总得分、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得分和非传播途径知识得分,和较低的艾滋病歧视态度得分。(3)在不同职业、文化程度、年龄段和性别的人群中相关系数R1(艾滋病传播途径那知识得分和艾滋病歧视得分的相关系数)、R2(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知识得分和艾滋病歧视的分的相关系数)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在年龄<20岁的人群中相关系数R1小于R2(Z=5.385, p<0.001),而在年龄30~40、>50岁组中,相关系数R1大于相关系数R2 (Z=2.508, p=0.012; Z=4.533, p<0.001);在外出务工人群和学生中相关系数R1小于相关系数R2 (Z=5.671, p<0.001; Z=5.542, p<0.001; Z=4.744, p<0.001),而在当地农民人群中相关系数R1大于R2(Z=6.280, p<0.001);在不同文化教育程度中,文盲和小学文化人群相关系数R1大于R2(Z=4.724, p<0.001; Z=3.325, p<0.001),而在初中、高中及高中以上人群中,相关系数R1小于相关系数R2(Z=2.557, p=0.011; Z=4.794, p<0.001; Z=3.103, p=0.003);同时,在男性人群中相关系数R1小于R2(Z=2.855, p=0.004),但是在女性人群中R1大于R2(Z=5.426, p<0.001)。(4)性别、职业(学生)、“共用剃须刀”、“共用注射器”、“游泳或洗澡”、“共用毛巾或衣物”、“蚊虫叮咬”、和“艾滋病能治好吗”是与躲避相关的艾滋病歧视的保护因素,而性别和“性生活”则是危险因素。(5)职业(学生)、“共用注射器或针头”、“血液和血制品”、“共餐”、“游泳或洗澡”和“患艾滋病能治好吗?”,这些因素都是歧视态度中指责的保护因素。(6)职业(学生)、“握手”、“共餐”、“游泳或洗澡”、“共用毛巾或衣物”、“咳嗽或打喷嚏”、“怀孕期间母婴传播”、“性生活”等变量为歧视态度中社会拒绝的保护因素,而年龄、“血液和血制品”为危险因素外。(7)职业(学生)、“共用剃须刀”、“共用注射器和针头”、“游泳和洗澡”、“共餐”、“共用毛巾或衣物”、“咳嗽或打喷嚏”、“蚊虫叮咬”、“艾滋病能治好吗?”和“表面健康的人是否可能是艾滋病感染者?”等因素是歧视态度中羞耻有关的保护因素。而性别、“怀孕期间母婴传播”和“性生活”为危险因素。【结论】艾滋病知识得分低,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歧视得分高;其中在年龄<20岁、学生、男性、初中以上人群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知识与歧视得分的相关性大于传播途径知识与歧视得分的相关性,而农民、女性、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以及年龄30~40、>50岁组人群中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与歧视态度得分之间的相关性大于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知识得分与歧视态度得分之间的相关性。职业和“游泳、洗澡”两个因素是艾滋病歧视中躲避、拒绝、指责和羞耻四种表现的共同保护因素,其他相关因素为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