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作,从大概念来说,指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工作。民族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影响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因此,中共一直很重视民族工作。无论是第一代领导集体,还是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都把民族工作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基于这一点,本人选择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形态各异,经济文化落后的贵州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查阅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参考了有关的研究论著、调查资料、文集等资料,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有关理论,用实证的方法,具体考察了1949——1956年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建构过程,及其族群认同的拓展和政治认同的深化过程。本文分三大部分。 序言部分主要论述选题的意义、依据和创新。它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通过民族概念的界定,进而论述民族工作的重大意义及中共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对民族工作的重视；第二部分主要对新中国民族工作研究作一述评,并指出存在的不足,从而确定为什么选择贵州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正文部分分五章展开论述。在第一章中,主要通过对历代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共早期民族工作的检视,进而指出建国初的民族工作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历代王朝民族工作和中华民国民族工作嬗变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中共早期民族工作演变的结果。第二章主要论述少数民族地区的建政工作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国初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清匪反霸、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反对大汉族主义及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民族地区的精英置换,为民族地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和民族乡的建立及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实施,又为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提供了组织保证；通过个案从江县小黄乡的田野调查,进一步说明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上的变迁。第三章主要是从经济层面具体论述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和经济贸易。阐述了中共为了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生产状况实行的减免税收、社会救济和无偿发放农具和农贷款等许多优惠政策。而成立互助组和合作社,进行少数民族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利地促进了少数民族生产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到1956年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实现了财政自主。凸显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政府政策调控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最后以掌披村的经济基础的变化相印证。第四章主要从文化学的角度,检视建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教育和婚姻状况。为此,对建国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巫文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表证这种巫文化很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中共如何改变这种巫文化而进行的努力。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卫生的开展及少数民族地区婚姻的变革,正是把巫文化变为革命的、现代的政治文化的一项重大举措。第五章从认同的视角,具体考察建国后少数民族地区是怎样实现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即:1)族群认同的拓展:民族习俗的保持、民族语言的创制和民族识别工作；2)政治认同的深化:民族访问工作与民族工作检查及其它。通过这些具体方法,形成了管理上的新的人际行为模式,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深深认同中央的权威和制度,从而中共实现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合法性。但是一旦政策出现偏离,这种认同就会出现危机。以麻山事件为例,具体论述中共认同危机的疏离状态及其中共为解决这种危机的措施。　　 最后部分是结论。主要通过对建国初民族工作的检视,认为搞好民族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与民族社会的关系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总的来看,建国初,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大大地加强,民族社会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民族地区一些有益于社会控制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和文化,得不到发扬。而且民族关系在团结中也存在一些矛盾的因子。因此,做好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和各民族平等相处,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