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首次就“农民增收难”出台文件以来，已逾十载。虽然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但离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农民收入倍增”目标相距甚远。农业部最近又特别指出，实现农民收入倍增计划首要的是增加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近30年来，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教育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逐渐凸显出来，可能对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产生影响。本文以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动为切入点，旨在探讨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村老龄化、女性化的趋势对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提高农民收入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支农政策提供较强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论文首先从比较优势原理与社会劳动分工、人力资本理论和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三个维度分析了老龄化和女性化对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奠定了计量模型和政策分析的理论基础。其次，采用2000—2011年26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以固定效应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同样是劳动力弱质化的表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有显著负面影响，但随着随时间推移，科技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能消化部分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而农村劳动力女性化则是现代社会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经济理性选择，由于分工效应的存在，劳动力中女性比例的上升并未直接对农业生产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有利于农民的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随着农村劳动力女性化程度的不断上升，将可能逐步抵消分工带来的产出效应，最终制约农业产出和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两点政策建议：一是区别对待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将年龄意识和性别意识纳入到农村公共政策设计之中；二是有针对性地调整农村的人力资本政策、收入政策和农村制度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