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虐待类案件一再发生,教师虐待未成年学生,保姆虐待瘫痪老人等事件层出不穷,媒体曝光也引发了公众对虐待类案件的关注。根据刑法的最新修订,教师、保姆等非家庭成员的行为人已经被明确纳入相关虐待类犯罪的主体范围。从刑法中有关虐待犯罪规范的发展变化来看,自《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九）颁布实施以来,虐待类犯罪的主体已经不仅仅包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还包括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2015年《修正案》（九）颁布实施以前,主要以虐待罪以及虐待被监管人罪定罪处罚,而对于非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案件则不能用虐待类罪名定罪处罚,引发了学界对增设虐待老人罪、虐待儿童罪以及完善虐待罪的关注和讨论。2015年以后,本罪正式开始适用,虐待罪“不告不理”的追诉方式落下帷幕,提高了虐待类犯罪的法定量刑幅度,扩大了虐待类犯罪主体的范围,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成为犯罪的主体,单位也成为犯罪主体。但是由于本罪名2015年才开始适用,相关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所以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整理该罪名2016至2019近四年来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情况,分析研究相关争议问题,以期对改进本罪的司法适用现状有所助益。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对国内外有关该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评析,明确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主要对该罪名近四年的司法实践情况进行整理分析,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近四年以本罪定罪处罚的案例,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统计得到47件司法案例,分析对比了犯罪主体身份、主要案情、适用罪名、量刑等方面,总结司法适用现状,探讨罪名适用率低等现象以及出现此现象的原因。第三部分按照我国司法工作人员实务中判定是否构成犯罪的逻辑和标准,主要分析本罪客观方面的具体内容。学术界对“虐待行为”、“犯罪对象”、“情节恶劣”的认定等问题仍然争议较大,笔者结合专家学者的学说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对虐待行为中“精神虐待”、“不作为犯罪”、“幼儿园工作人员作为义务”进行探讨。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本罪主体和主观方面的具体内容,首先分析本罪主体范围;其次就主体监护、看护职责的来源和认定做了进一步分析;再次,分析单位作为本罪主体承担怎样的职责以及如何认定的问题;最后,探讨本罪主观罪过形式,根据已有的学说,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五部分以犯罪基本形态为基础,对本罪特殊形态的认定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在共同犯罪形态方面,主要分析本罪共同正犯身份认定问题,以及本罪教唆、帮助犯身份的问题。在罪数形态方面,主要研究了与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