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风起云涌,各种文学流派争奇斗艳。回到历史现场,左翼文学作为三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在当时的文学市场和文化环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左翼的上海书写既深受左联影响,将上海描绘成一个贫富极度不均的资本社会,又因左翼作家的个体差异而呈现诸多独特的景观。左翼作家笔下的上海空间为其提供了背景,左翼作家以此为基础对上海进行想象性书写。他们“从上面”看都市,把城市当作一种固定的符号,在这种眼光下城市是一种渺小而且畸形的人造物,这是一种对城市形象模式化的描绘方式。在左翼作家的空间书写下,有都市工人的群体暴动,又有革命纪念日的马路暴动,还有都市的空间对比。都市产业工人在压迫下开始暴动以维护自身权益,尤其是五一和五卅这种有着强大煽动性和号召性的纪念日,更成为工人阶级和激进青年走向街头进行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的绝好机会,租界洋房和棚户区的视觉对比、工作环境优劣的对照使得都市空间呈现立体全面的写照。而左翼作家从自身独特体验和感受出发,又有着与政治的指向相差甚远的地方,如对咖啡馆的书写使得左翼上海书写形成了张力和裂隙。在上海空间的背景下,“革命加恋爱”的书写提供了左翼都市写作骨骼式的架构,在左翼上海书写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上海高度发达的经济和高度发展的娱乐业以及上海大量“白相人”,为恋爱与革命的表演创造了绝佳的背景,“革命加恋爱”文学将上海视为革命的活动场所,更将其作为适合恋爱的佳处。以上海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为背景,而叙事的着力点则是在恋爱上,这是“革命加恋爱”的典型模式。一方面,只有在上海这个革命力量较为集中的地方才能写出革命与恋爱的合奏曲。另一方面,革命的暴动和焦躁与恋爱的宁静和妥协有时是不相容的,都市的繁华与绮丽更展示了革命路途依旧艰辛,而革命的尚未成功、都市的富丽堂皇才使得浪漫的恋爱有容身之所,因此使得二者形成了一种悖逆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三十年代革命与恋爱的几种模式在左翼作家笔下反复出现,而寓居在上海的左翼作家“革命加恋爱”的亲身经历更证实了这种书写模式的普及性和真实性。“革命加恋爱”的另一种模式则是男性思想变得保守与女性不断追求进步,男性和女性的精神由相近而渐趋远离,及至形成了一种情感虚无主义的恋爱观。在上海空间的背景下,在“革命加恋爱”作品和其他左翼代表性作品中,多种女性形象的塑造使左翼文学上海书写的作品趋于丰满,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更扩大了左翼小说的辐射力度。上海与女性身上的某些共性证明上海是一个“女性化”的都市,从居于上海的多类女性身上可以发见“女性”上海的多面。左翼作家笔下的上海女性既有艰难挣扎的底层女性,也有自立自我的觉醒女性,还有冲出云围的摩登女性,她们身上的独特气质与上海不断进取的精神遥相呼应。而茅盾的《子夜》则在上海都市空间背景下,既有对“革命加恋爱”的书写,也有对多种女性形象的阐释。本文试图以《子夜》来证明左翼文学的上海书写并非完全是生硬教条的产物,而是在创作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子夜》对上海的书写是一个更为全面、宏观的体察,涉及的上海经济的核心地带——证券交易所是对左翼文学的一个重大补充。都市欲望的叙述表达、上海叙事的另一种范本、对上海资本经济的描述以及魔都上海的洗礼和裂隙都呈现在了这部巨著中。茅盾用《子夜》证明了左翼小说对上海的书写虽然受着较为严苛的规范,但是创作的结果完全不输于其他流派和类型。左翼作家的上海书写因其全面的空间展现、强大的架构支撑、立体的人物形象和独具个性的《子夜》书写,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