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刑事犯罪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司法资源紧张的问题日益凸显。为了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司法工作人员的办案压力,我国于2014年启动了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在试点四年后,于2018年正式在刑事诉讼法增加了速裁程序的规定。自此,刑事一审领域三级递减式的差异化格局正式形成,有效推动了刑事一审程序繁简分流的司法改革。然而,在刑事一审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我国刑事二审程序多元化、精细化的改革却相对落后,刑事二审程序自确立以来都未有过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随着刑事一审案件基数不断增加,进入二审程序的案件也必然随之增加,刑事二审领域司法资源紧张的问题也会凸显出来。特别是在速裁案件中,有不少被告人为谋取不当的上诉利益,以上诉不加刑原则为保护,随意启动二审程序,这不仅导致司法资源被严重浪费,也置认罪认罚协商协议于不顾,对速裁案件二审程序正常运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针对此种现象,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速裁案件是否应当实行两审终审制产生了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被告人在认罪认罚后上诉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升,主张直接在速裁案件中实行一审终审制。还有部分学者持保守观点,认为速裁案件的上诉率不高,可以继续适用普通的二审程序,采取一审终审制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但笔者认为,在速裁案件中实行一审终审制既无理论依据也无实践基础,如果在速裁案件中实行与普通案件无区别的二审制度,也无法解决实践中被告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滥用上诉权的问题。相反,若能在速裁案件中实行有限的二审制度,对速裁案件二审程序进行重构,既能够较好解决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问题,也能够在刑事二审程序进行多元化构建的探索,有利于在刑事二审领域实现繁简分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