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外纪录片中呈现的“故宫形象”为对象,以形象理论为方法,探讨“故宫形象”在中外纪录片中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如何生成与转变;研究中外迥异的“故宫形象”背后,各自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与意识形态选择。本文的绪论部分阐述了选择故宫形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和价值,简要介绍了本题既有的研究成果与本论文的构思。第一章重点分析了本文选取的中外纪录片文本。本章从物质、制度、思想、交流四个角度对中外纪录片进行观照。经比较发现,二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故宫形象。前者将故宫塑造成中国灿烂历史文化的传承者、见证者与传播者。后者则将故宫看作奢华精巧的权力牢笼。笼中的人急需先进文明的“拯救”。第二章从视听语言入手,分析影像文本,探讨中外双方各自通过怎样的手法叙述故宫、生成形象,展现中外故宫纪录片在叙事主旨、叙事视角、叙事策略、叙事特点以及审美趣味等方面上的不同之处。中国的纪录片继承了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古典传统,从景物形象与历史叙述入手,向观众呈现故宫的文化特质。外国的纪录片以人为中心,以传奇人物与宫廷轶事吸引观众,渲染故宫的神秘色彩。第三章主要研究了中外纪录片的制作机构各自是出于怎样的创作目的、创作原则以及社会历史背景等因素形成各自的故宫形象表征。在此基础之上,发现中国作品中作为“自我”呈现的故宫形象与民族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外国作品中作为“他者”呈现的故宫形象与其所属的社会集体想象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发现,由于受到意识形态框架的支配和形象话语模式的影响,外国纪录片通过想象、体验和建构故宫来隐喻中国。外国纪录片中的故宫形象是在西方现代性意识作用下的影像表征。中国纪录片则是出于建构文化主体性的目的,选择故宫作为自我形象建构的切入点,在西方的视野和语境下整合文化记忆,探讨民族文化自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