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白领加班猝死的新闻层出不穷,引起了社会对白领超时劳动的广泛关注。但即便如此,白领超时劳动的境况也没有因鲜活生命的逝去而有所改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代又一代的白领前赴后继地投入“996”、“247”工作制的企业,拿着1.5个人的工资干着2个人的工作,超时劳动似乎已经成为白领们的自发行为。作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白领本应具有更强的思考能力和反思意识,这样的他们为何成为甘愿被企业剥削的劳动力?他们对于超时劳动的态度究竟如何?在白领的劳动过程中,企业又施加了怎样的控制?这些萦绕在笔者心头的疑惑成为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通过在S证券研究所的4个月参与观察及对30名一线城市90后白领的深度访谈,笔者全面考察了白领劳动过程中劳资双方的互动行为,重点讨论了资方的新型控制手段及白领在劳动控制下的反应。面对白领劳动过程中出现的新特点,资方也采取了趋于隐性的控制手段,包括:（1）标准化的技术化及在此基础上的项目制管理方式;（2）激励导向的精神控制;（3）变相延伸的空间控制。这些偏隐性的控制手段掩盖了劳动过程中剥削的本质,白领即使由于超时劳动陷入了身体不适的境况,却也不容易产生被剥削感或者认为被剥削感在可忍受的范围内,对未来价值的期待和对相对价值的满足极大程度地提高了白领们对于超时劳动的接受程度。在宏观层面上,资方与白领在劳动过程中的互动折射的既是中国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文化上的一元化价值取向,独特的经济文化现实为白领的超时劳动行为提供了充足的外在动力;同时,白领的超时劳动也是“中国奇迹”的必由之路,在高速行驶的车轮之下,白领的工作节奏难以放缓。白领的劳动过程在宏观结构的形塑下表现出了一定的必然性。本文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在于,首先,本文将白领这一劳动群体纳入劳动研究的研究范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劳动研究对白领关注不足的缺憾。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了资方在白领劳动过程中所采取的新型管理控制手段及白领在此环境下的主体性表现,从内容上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了补充,拓展了劳动过程理论的应用范围。其次,于国家而言,对白领超时劳动行为的反思也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环境朝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