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30多年后,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迈入老年人群体,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出现的“失独”事件,带来了失独父母的养老、医疗、精神慰藉等一系列问题,也引发了失独者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危机与变化,“失独者”、“失独家庭”等开始成为社会问题的专有名词。独生子女离世后,失独者往往陷入无法自拔的沉重悲痛中,其精神状态受到极大的打击,甚至出现不同程度上的精神疾病;面对现实生活,失独者往往选择逃避,逐渐封闭自我,其身份认同也开始出现危机,把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主动抑或是被动地排斥社会交往。然而,人生而不能无群,同样是社会人的失独者,虽然在失独之初是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体,但在其精神需求等方面亟待满足时,也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寻求新的群体归属和身份认同。笔者从失独者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沿着“危机—重构—影响”的思路,全面分析了失独者身份认同危机与重构的过程,研究发现:在失独事件发生后,绝望的情感体验与同情感机制的失灵使得失独者逐渐封闭自我,身份认同出现危机,主动与被动的互动排斥使得失独者的社会关系全面断裂。由于旧身份的不可逆转性,重构新的身份认同是失独者走出身份认同危机的必然选择。而失独的共同处境、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互联网媒介作用及失独群体中精英分子的领导热情为失独者的身份认同重构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在重构的“同命人”身份下,失独者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群体内的互动交往逐渐增多,社会参与度不断提升,实现了社会的再融入。然而,“同命人”身份的构建,也带来一系列消极的影响,情感共鸣与维权挫折使得失独者群体内部更容易孳生及蔓延集体性的负面情绪;失独者的社会交往仅仅局限于“同命人”内部,并不断强化者与外群体之间的界限,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失独者的社会融入;另外,随着维权行动的愈演愈烈、规模不断扩大,“维权”似乎成了部分失独者生活的全部或中心,且不断提出过度“特殊化”的权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