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各类企业基于“以人才驱动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不断加速高管年轻化的进程。例如,以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以及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自2012年起便先后宣布实施管理层年轻化的整体升级换代工作;同时,“年轻化”也成为四川长虹、中联重科、通威股份、奇瑞集团等传统制造型企业近年新任高管团队的突出特征。中国平安、安信信托和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也纷纷提出并实施年轻化的高管聘任决策,以应对新经济环境下对创新的迫切需求。然而,年轻高管的上任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其管理经验和治理能力的广泛关注和质疑。因此,深入探讨和研究高管年龄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价值。在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个体认知观”和“代理冲突观”两方面展开推演,分析高管年龄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根据“个体认知观”,年轻高管在经营过程中具有更强的风险偏好进而能开展更多有助于创新的风险性投资。一方面,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使得企业价值增值,弱化企业操纵信息披露以粉饰业绩的动机并为股价提供充足的价值支撑,进而降低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另一方面,创新等风险性投资项目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加重企业的经营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促使坏消息不断囤积,进而提高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根据“代理冲突观”,年轻高管更关注风险性投资决策能否迅速提升自身收益,而不是企业价值增值。低效率的风险性投资本身会使坏消息逐步累积,加之年轻高管具有更加强烈的隐藏动机,进而增加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前述理论逻辑进行深入的实证检验。发现以下结论:第一,高管年龄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显著负相关。相比较于年长高管,年轻高管所在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更高。第二,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年轻高管的股价崩盘加剧效应具有重要的异质性。即,该影响效应主要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第三,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效应符合“代理冲突观”的逻辑推理。进一步针对具体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年轻高管在投资决策中选择了更多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但在不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上与年长高管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效应仅仅存在于高管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样本企业,且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因更强的监督作用能显著抑制年轻高管的股价崩盘风险加剧效应。这些结论均表明,年轻高管个体认知层面的风险偏好被其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代理冲突所扭曲,进而为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代理冲突观”提供了新证据。在理论层面,本文主要具有以下贡献:第一,拓展和深化了高管年龄影响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本文基于年轻高管风险偏好“个体认知观”和“代理冲突观”的理论分歧,检验发现年轻高管的风险偏好会因其追求职业生涯持续获得更高水平个人收益的决策动机而扭曲,进而加剧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这从资本市场稳定性的角度为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解释。第二,丰富和拓展了高管个人特征影响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立足于中国的制度背景,本文揭示了高管年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并发现这种作用仅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且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显著抑制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的消极作用。第三,通过进一步针对作用机制的分析,本文并未否认“个体认知观”的存在,而是强调验证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代理冲突观”可以为本文结论提供合理的解释。在现实层面,本文的研究试图为上市公司的年轻高管聘任决策以及有效制定和执行年轻高管激励、监督机制提供重要的政策启示。能否选聘到与企业相适应的高管并对其予以有效的激励和监督,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而在高管年轻化的现实趋势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上市公司更全面深刻地认识年轻高管的优劣势,在此基础上,促使企业针对不同年龄特征的高管设计监督与激励机制,以提升相应公司治理实践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