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叶法理学流派当中,朗·富勒的法律思想、特别是其法律概念理论是独树一帜的。传统的自然法学认为法律与道德有着必然联系,而这里的道德往往诉诸于正义、权利、福利等实质性价值;而以哈特为先驱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则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富勒则提出了一种程序自然法思想,他一方面认为法律与道德有着必然联系,但另一方面对道德的范围有着限缩性的理解,将其只限于程序性道德,这集中体现在其提出的“法治八原则”。这相当于走出了一条介于法律实证主义和传统自然法学的“中间道路”,而且是极具特色的中间道路。富勒之所以选择这条以程序价值为内容的中间道路,源于他对法律实证主义和传统自然法学的双重不满。一方面,法律实证主义道德无涉的法律概念无法说明法律的重要特性,另一方面将实质性道德与法律相连窄化了法律的范畴,违反了我们关于法律的常识与直觉。这条中间道路在他看来是唯一合理的理论出路。但是国内学界对于富勒的法律概念理论讨论极少,对其合理性的评价不足,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富勒这种中间道路是成功的吗?富勒的法律概念理论立足于“规则”这一法律基本属性之上,通过对法治的要求加以总结提出了由形式价值构成的程序自然法。程序自然法由八个合法性原则所组成,富勒将其作为法律的效力标准,推动法律成为更好的规则,从而有利于法律外在目标的实现。但是由法治八原则服务的程序自然法的目的并不明确,其理论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法治八原则不能解释法律的特殊性。其次,作为程度性概念的法治八原则和法律概念不匹配。其三,法律目的存疑,且两种目的均不合理。更重要的是,法治八原则无法作为法律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些理论上的弊端,导致了富勒中间道路走向失败。因此,合理的法律概念要建立在对程序自然法的修正和超越之上。首先,法治价值并不应该作为法律的效力标准,而是作为法律概念的理想层面。在此基础上,法治价值应当超越程序性价值,包含着一些基本实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