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这13年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连接更加紧密，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深化，我国的市场化趋势越来越强，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完善。因此在新的经济条件下，政府等政策制定部门肩负保持国家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维持经济金融秩序的任务，同时作为政策接受者的企业也面对生存和发展的挑战。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是如何传导到具体企业，并且企业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应对新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这种方式又会对企业的产出产生什么影响，最终企业的产出总和又如何反过来改变政策制定者的策略显得非常必要。本文就是在这样一个“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企业行为——企业产出——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下，试图从这个框架的一个角度出发，为完善宏观经济研究与企业财务研究的连接作一定贡献。具体而言，在宏观经济政策端本文主要关注货币紧缩政策，企业行为端主要关注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变化，同时观察企业在总体层面与行业层面会计稳健性的不同，企业产出端主要度量企业投资效率。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根据货币紧缩程度的不同将样本分为货币紧缩组和货币宽松组，根据产权性质不同分为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讨论其会计稳健性的变化。度量企业会计稳健性方面，本文采用经典的Basu模型进行计量，并且借鉴拓展衡量会计盈余-股票收益关系的Basu模型，使用“会计稳健性指数”（C_Score）这一指标进行补充，其结果表明企业在货币紧缩时期会计稳健性有明显的提高。同时，在考虑企业产权性质不同之后，发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均在货币紧缩时期采取了比较高的会计稳健性，并且非国有企业采取会计稳健性的程度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在上市公司总体与个体层面，使用中位数和平均数排除整体影响后分别计量其会计稳健性，发现上市公司呈现整体会计稳健性较强，个体较弱的现象。投资效率方面，借鉴并改进Biddle等人衡量企业投资效率的模型，加入“会计稳健性指数”，同时结合Richardson的适度投资模型来估量会计稳健性是否会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显著影响。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在加剧企业投资不足方面影响明显，而在抑制企业过度投资方面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发现，货币紧缩时期，企业能够通过改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来调节企业的投资效率的，会计稳健性在这个过程中实质上起到一个传导渠道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是对“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企业行为——企业产出——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补充，对宏观经济与企业行为和产出的进一步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