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66年工业人口迁移对洛阳的城市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表现在:第一,改变了洛阳城市人口的自然结构和社会构成。在人口自然构成方面,既导致人口城市化水平跳跃式的增长,也导致洛阳城市人口年龄和性别构成的重大变化,人口趋于年轻化、男性化,呈现出典型的第二产业城市的人口特征。在人口社会构成方面,一是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产业人口群体,二是大大提高了洛阳城市人口的文化素质,三是导致洛阳城市人口地缘结构的多样性。四是使洛阳具备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从管理干部到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梯度人才。提高了洛阳城市人口的现代性,使洛阳短时间内具备了由一个农耕古城向现代工业城市转型的人力资源和结构,成为城市社会转型的加速器。第二,工业移民导致了洛阳城市生活方式的社会变迁,日常生活中不仅打上了移民移居的生活烙印,更反映了工业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与改变。公寓房的居住方式导致了工作场所和时间与生活场所和时间的分离,这种时间、空间的“二分”提高了居民的时间观念。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单位消费”的路径依赖。家庭结构缩小、功能外移、家庭内部关系的改变,以及由于工业生产方式导致的社会关系的业缘构成,使得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过去赖以为生的血缘和地缘社会支持体系由于迁移和工业生产方式开始向业缘的支持,和单位社会保障构成的“单位支持体系”转变。与此同时,信任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了由圈子(人的信任)信任向制度信任、由经验依赖到知识依赖的转型。工业生产的社会性及公共设施的集体消费使现代性基本内容之一的公共意识萌生。第三,在城市文化方面,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业移民布置了一个五方杂处,八面来风的生活现场,各种地域文化的交汇、碰撞、冲突与整合形成了兼容并蓄,开放时尚和崇尚工业的城市文化特色。工业移民在定居过程中,形成了移民的普通话城区和由普通话与河南话的混合方言城区,二个方言城区与原洛阳城市方言的共生,产生了三大方言区的现象。不仅如此,由于普通话使用者强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地位,产生了普通话的强势。而普通话的这种强势折射出工业移民自豪优越的社会文化心态,产生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