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国资本在我国资本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外资对中国一些重要行业的参与程度也正在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进入我国并持有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截至2009年12月31日,外资股东(QFII除外)持有的A股上市公司185家,占10.8%。这些外资股东,如果按公司性质划分,有些为海外投资基金或者风险投资基金,有些为同行业内国际领先公司；如果按取得方式划分,有些为上市公司发起人,有些通过协议收购或要约收购,有些通过大宗购买流通股成为上市公司股东,理论和实践表明,外资持有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将对其产生重要影响。而2002年12月以来实行至今的QFII制度,已累计引进海外合格机构投资者107家,也是外资持有我国股份的一种重要形式。客观的看,外资持股可能会对上市公司的战略目标、经营模式、资本结构、财务绩效、组织管理、公司文化等诸多方面发生改变。外资持股可能使一些企业的竞争力增强,跃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也可能给一些企业带来沉重的包袱,使企业陷入失败的泥潭。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和上市公司治理制度的进一步改善,必将会有许多的境外投资者以股权投资的形式参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外资持股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影响的研究就很有必要了。但是针对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还不够健全的金融体制以及尚未成熟的现代公司制度,难以简单的断定外资持股对我国上市公司是利是弊,也难以简单的判断不同的外国投资者持股方式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是否相同。因此,本文根据我国上市公司情况,对外资持股对我国的治理结构及治理绩效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运用我国上市公司中有外资持股的上市公司的数据,从外资持股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入手,进行实证研究,旨在发现外资持股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再对外资持股对治理绩效进行研究,验证外资持股能否提升公司治理绩效,以及不同的持股比例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有何不同。论文共有六个章节,主要内容为：第一章为绪论,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以及预期想要达到的创新；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对公司治理的内涵进行了简要介绍,重点回顾了以前学者对新兴经济体外资持股对公司治理绩效影响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外资持股对公司治理绩效有正面影响,少部分学者认为外资持股对治理绩效存在负面影响或没有影响,并对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方面的文献进行了回顾。第三章为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首先介绍外资持股在我国的发展；其次对外资持股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治理绩效的影响、QFⅡ持股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及董事会特征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在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第四章为研究设计,介绍了样本的选取方法,指标的定义及选取原因,并对实证模型及本文的研究思路进行了说明。本文的重点是研究外资持股公司治理结构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其中治理结构主要由外资持股比例,控股人是否为外资股东,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情况进行衡量；治理绩效则由Tobin’s Q,资产报酬率(ROA)进行衡量。第五章为实证分析,分别对外资持股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及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对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并用QFII的持股比例替代外资持股比例,对模型进行回归,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研究结果发现,外资持股对公司的治理结构有影响；外资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与公司治理绩效负相关,两职合一情况与公司治理绩效不相关；QFII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不相关。第六章为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部分。该部分根据文章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概述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并对本文的创新点进行了归纳,最后指出本文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的不足。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外资持股公司董事会相比其他公司,规模更大；且董事长与总经理职务由同一人担任的概率更高。第二、外资持股比例与Tobin’sQ呈显著负相关,与资产回报率不相关。在3%的显著水平上,外资持股比例每上升一个百分点,Tobin’s Q就降低1.3%；外资持股比例的提高与降低,对资产报酬率无影响。第三、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外资与Tobin’s Q无显著线性关系,但是由描述性统计可知,外资控股公司治理绩效优于外资参股公司。表明在外国投资者在未达到控股地位时,其投资比例越高,投机性越强,越不利于公司治理绩效的提升；外国投资者达到控股地位后,能够将自身先进的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应用到上市公司中,从而提高公司治理绩效。第四、董事会规模与Tobin’s Q呈负相关。说明在外资持股公司中,虽然外方投资者倾向于向董事会派出独立董事,提高董事会规模,但并不能提升公司治理绩效。但是这并不说明董事会规模无足轻重,只是如公司的投资机会以及负债等相对来说对公司的业绩影响可能更加直接,而且在有些紧急决策时规模小的董事会更能发挥效率优势。综上所述,董事会的规模并不是董事会监控能力的决定因素。第五、两职合一情况与Tobin’s Q无线性相关关系。说明两职合一情况并不是影响绩效的重大因素。作者认为,公司的治理结构适合本公司并合理发挥作用,才能够提升公司绩效。虽然现在许多学者认为,两职合一情况是“一股独大”的表现,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但是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应由同一人担任,应由各个公司自己去进行自由实验,由公司本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决定其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由一人担任。第六、资产报酬率与外资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外资无关。究其原因,作者认为,资产报酬率影响因素众多,与外资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外资的关系并不十分重大。第七、外国投资者对制造业公司的特殊偏好,从样本中发现,制造业的比例为65.95%,高于全部上市公司中制造业的比例。作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制造业上市公司在选择投资者时,偏好外国投资者,尤其是同行业在国际上领先的公司；其次,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比较容易转嫁,外国投资者也倾向于投资制造业公司,能在短时间内提高股票价格,从而提高投资收益。第八、QFII对被投资公司的治理绩效不会产生影响,说明在短期内,QFII主要的作用还是体现在资本市场方面,对被投资公司的治理绩效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关于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的研究,在这个样本中得出了于上一个样本相同的结论,即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系统地研究了外资持股公司在治理结构上的不同。现存的此类文献主要对外资持股与治理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没有研究外资持股公司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本文对这一方面进行研究,发现了外资持股上市公司在董事会规模和两职合一情况上,异于其他上市公司的情况；发现相比外资参股公司,外资控股公司的治理绩效更好；将QFII引入公司治理层面进行研究,从治理结构和治理绩效的视角,研究了其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在理论方面,加深了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方面的研究,阐明了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适应性和变异性。在实践方面,本文能够对在股权多元化进程中的国内上市公司在选择外资股东时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能够为监管部门制定我国上市公司如何利用外资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以及为外国投资者选择在中国的投资对象及其投资规模的决策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