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子思想中,被规定为人之理想在世形态的逍遥或逍遥游,其内涵往往意味着,在勘破“分-封”的世界图景与“有待-有限”的生命形态,重获“与道为一”的生命体验之际,实现生命的无限(“无待”)。应当看到,尽管庄子是以“与道为一”作为人之在的终极理想,然而,“与道为一”既体现为本然世界中“道不欲杂”的秩序之境,又表现为现实世界中对多样性“理则”的“因其固然”。就本然的秩序之境而言,庄子通过视域转换,即超越“以人观之”,立足“以道观之”,继而改变个体对于其他存在的态度,在精神境界的提升过程当中,重新获得对世界一体性的把握与体验。而就现实世界言,当庄子自觉到“理则”在根本上亦禀赋于道时,分别在“因其固然”和“分而无封”的意义上强调了“与道为一”的重要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理则”意义上对“与道为一”思想内涵的分析说明以及消极应用,庄子更加看重理想精神境界的获得。在他看来,相对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乘天地之正”与“循道而趋”则更能彰显某种积极或更高程度的审美体验,即“我悦”。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中,相对于逍遥的自由内涵研究,关于“秩序”的探讨则略显不足。而将自由与秩序关联起来,从而讨论逍遥之哲学内涵者,尚鲜有所闻。以此,围绕着“秩序与自由”的主题,本文宜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界定了“秩序”、“自由”的基本内涵,从而区别于将二者符号化或标签化地分别贴于儒道两家思想之上的一般做法,展示出逍遥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发掘其哲学意蕴,并试图揭示庄子思想自身的所见与所蔽。庄子将一般意义上外在于人之知行过程的原初之“在”或“本然世界”予以理想化,并通过本体论的思与辩,以及具体时空经验的逻辑推论,赋予其“未始有封”、“未始有物”、“未始有无”的“玄同”特征,并在价值层面予以积极肯定。而通常所认为的,人所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则整体上被界定为分化的世界,呈现出“分”的特征。这里,借由本然与现实的对比,庄子划分出了“未始有封”与“分化”的两重世界图景。基于这样的划分,庄子进一步指出,分化的世界并不能昭示存在的真实形态,因而常常显示出对人之在的负面制约。与之相对,本然世界所呈现出的“未始有封”,则以“道通为一”与“通天下一气”为具体内容,构成了超越分化世界图景,消解“有封”观念,继而“性修反德”以达于逍遥之境的根据与归趋。此既构成论文首章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在庄子看来,无论是本然世界还是现实世界,均以道作为其形上根据。以此,有别于本然世界对道所蕴含的世界统一性原理之直接开显,现实世界图景中,基于对“分”的承认,则在“分而齐之”的意义上,以另一种形态具体展示出世界,即万物之间的一体贯通性。换言之,庄子所谓的“分”与“封”之间,并不直接获得等同。在分析的意义上,现实世界中的“分”,依然可以“分而齐之”,重归世界一体性当中。而所谓“封”,则是“成心”执取于“分”,引发“爱成道亏”后的直接后果;其内涵则指向在物物、物我、我他之间等不同维度上对“界限”的强调,以及对“外物”与“私我”的过度执求。据此以言,则由分进一步演化出封,实际上源自于人之执求。而在这一执求中,人自身呈现出“精亏心劳”的生命疲态;同时,“成心”不断外化或形式化,形成了日益教条的具体规范。而在庄子看来,这些无疑对人的“自然真性”造成了极大的束缚与侵害,同时也与人的“无为心性”原则相违背。而这正回应了逍遥何以必要的具体问题,也是本文第二章的重点所在。可以看到,庄子对“封”的揭示,关联着对某种“分-封”世界图景的超越蕲向。以此,就作为“图景”而获得展示的世界而言,无论有封与否,均与世界之在人观念中的具体呈现密切相关。此际,人之观照世界的视域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庄子自觉了“以人观之”与“以道观之”的视域区分,从而试图在视域转换的前提下,重新获得对世界一体贯通的把握与直接体验。同时,由“封”所引发的,更能引起庄子忧虑的困境,乃是人之有限生命形态及其所造成的悲苦生命体验。而这一“有限”的实质内容,则是基于心(神)形二分对立的基本成见所造成的,人之精神生命维度的遮蔽。而在为精神去蔽的过程中,庄子首先肯定了区别于“成心”之外的“心”之理想形态,即“灵台”或“灵府”。借此,庄子首先肯定了心与外物之间“听之以气”的自然相应,从而对感官提出了质疑;而在突出“养神”的意义上,同样对理性方式产生怀疑。基于此,庄子进一步提出了“心斋”、“坐忘”等炼形养气的具体修养工夫,试图通过使“灵台”重获镜鉴之喻中“应而不藏”的神妙状态,进而使一气畅通于形神之间,实现养神与养形的统一。而关于以上这些内容,均与庄子对逍遥何以可能的问题相联系。论文第三章即围绕这一内容而展开。应当注意的是,逍遥作为人之理想生命形态,总体上表现出了“在世之中”的此岸性。故庄子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命形态,构成了逍遥所蕴含的理想存在形态的核心内容。基于以上,就逍遥的哲学内涵而言,我们大致可以从自由与秩序的双重维度获得揭示。论文指出,庄子自觉了人之在的某种以“有待”为内容的有限性,而在其积极超越“有待”,走向“无待”的历程诉求中,在“一身兼心-形”的前提下,表达了对人之精神生命维度的重视,从而展现出“精神自由”的重要性,并在“解心释神”的过程中获得了“与道为一”审美体验。然而,在对“物化”现象予以肯定的基础上,庄子提出了万物各有“德-性”、“真性”的“齐物”观念,并以此承认了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在“道不欲杂”的前提下,庄子揭示了两重意义上的秩序内涵:其一,即就现实世界整体而言,“道不欲杂”在形下世界的具体开显,内在地以有序或秩序为内涵;其二,以承认现实世界的多样性为前提,秩序同时意味着万物各自存在的内在理则或法则。以此,对于秩序的强调,对于世界一体性的肯定,使得逍遥获得了终极理想或价值的引导;而另一方面,“循道而趋”与“因其固然”又现实地要求对万物各自存在理则的遵循。以此,逍遥所蕴含的自由内涵,并不展开为主观的任意妄为,也同样不是以人作为主体,而将万物或世界作为客体而予以宰割。此外,基于对“时命”之限制的自觉,在“致(遂)命”与安命的观念中,一方面同样对人的内在力量予以了某种肯定,而另一方面则在“安时处顺”的态度下,以精神维度的护养为内容,亦在一定意义上,展现出了人之在的“精神自由”维度。基于以上,本文第四章主要集中对逍遥中所蕴含之“自由”与“秩序”,以及二者关系做出了必要分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