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在市场化改革日益向纵深拓展的大环境中,我国金融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并展现出迅速发展的趋势,金融市场上实体企业资产配置的数量和规模也呈增长态势,经济金融化的格局加快形成,实体企业“脱实向虚”问题愈演愈烈,更多非金融企业用跨行业套利的方式获得盈利。但与此同时,金融化也给传统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使其无法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甚至会造成金融危机爆发。随着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关联日益紧密,从而引发了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将导致实体企业面临着资本分配失衡、主营业务受到压制的局面,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产出。实体企业作为带动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和主力军,在“脱实向虚”倾向日益明显的环境中,其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会给企业创新能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金融市场应该怎样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如何让实体企业实现健康持续发展?这都是迫切需要探讨的实际问题。当前的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如国家宏观政策环境或产业结构调整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而企业的CEO,作为在企业战略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引领者,其个人特质对企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公司治理微观层面,以融资约束理论、高阶梯队理论、烙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作为研究的依据,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0年间的数据,实证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和CEO科研经历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实施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分析。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呈负相关关系,即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其创新的能力越弱,CEO的科研经历会显著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其创新能力的负向影响关系更为显著;机构投资者能发挥外部监督作用,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的影响;大股东能发挥监督作用,减少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管理层代理成本越高,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的负面影响越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高管背景特征的分类,拓展了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规范金融业,使其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有助于深化认识企业金融化、CEO科研经历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作用机理,有助于企业防范过度金融化,为企业招聘人才、实施创新决策、提高创新效率提出对策及建议,为我国政府加强对企业创新的引导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