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环境和谐共存是普通民众的基本诉求。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经历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转变,“双碳”目标的提出更是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定向绿色经济转型的决心和魄力,而绿色创新正是实现“双碳”目标、加快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目前,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大部分绿色专利的申请仍以高校为主,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亟待加强。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不确定性影响使得一些企业选择推迟绿色创新投资,甚至放弃绿色创新。加强绿色创新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有助于缓解企业在绿色创新决策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顾虑,对于增加绿色创新产出,加快我国企业绿色转型步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既有文献存在两大不足:一是当前已有较多研究表明清洁行业企业增加绿色创新有利于改善经济绩效,但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经济绩效研究明显不足且仍未达成共识,二是当前针对绿色创新经济绩效的研究主要通过统计绿色专利的数量来衡量绿色创新,这一做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容易导致研究视角局限于创新产出水平的分析,不利于深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经济后果的认知。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选取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绿色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使用绿色专利申请量占绿色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来衡量绿色创新,该指标除了能反映相对其他创新产出,绿色创新产出的增减,还能提供创新活动导向方面的信息,反映企业整体创新活动倾向上对绿色创新偏好程度的变化。基于2008—2017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绿色创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除了展示基准回归结果,本文剔除了政府列为重点监控对象的企业进行子样本回归来进一步检验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稳健性;同时,分别通过纳入环境规制强度这一控制变量,采用系统GMM两步法估计和IV估计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性影响和反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的结果均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可靠的。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绿色创新通过削弱重污染企业的财务弹性和分析师关注降低企业价值。紧接着,本文考察了绿色创新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时效性。最后,本文通过将异质性因素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引入基准模型中检验了造成绿色创新对企业价值影响产生差异的内部治理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具体包括内部薪酬差距、高管股权激励、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短期内,重污染上市企业增强绿色创新导向,提高绿色创新的相对产出水平将会引起企业价值下滑,而从长期看,增加绿色创新对企业价值无显著负面影响,但仍给企业价值造成了一定贬值压力。短期贬值效应反映了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阵痛,即增加绿色创新需要高投入的支持,会挤占核心业务资源而拖累营收和利润增长,导致企业价值在短期内受损。长期中产生的贬值压力暗示着,我国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与效率较差,重污染企业绿色专利产出质量较低,削减了绿色专利长期中提供的经济收益,导致绿色创新给企业造成较大的成本压力。政府需加强引导重污染行业调整绿色创新方向,鼓励有关企业增加盈利能力更强的生产流程改进式绿色创新,防止资源过多集中于成本压力显著的“末端”污染治理式绿色创新。第二,财务弹性和分析师关注渠道是绿色创新影响企业价值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绿色创新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财务弹性和分析师关注削弱企业价值。第三,相较于高管股权激励较强的重污染企业,提供较弱高管股权激励的企业增加绿色创新对企业价值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相较于内部薪酬差距较小的企业,设置较大内部薪酬差距的企业增加绿色创新对企业价值造成的贬值效应要更小;相较于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地区,位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地区的重污染上市企业增加绿色创新给企业价值造成的贬值压力有所减弱。最后,本文为企业经营者和政策制定者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带来了如下政策启示:（1）企业应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绿色创新导向,加强高质量绿色专利研发;（2）政府应加强对银行的引导,防止绿色信贷“一刀切”,适度有序推进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3）企业应完善内部薪酬分配制度与高管股权激励计划,调动员工绿色创新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