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作为一种随笔记录的杂散材料,由来已久,至两宋时期蔚为大观。据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刻印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四库笔记小说丛书》等笔记丛书,可知宋人笔记的数量至少约四、五百种,多为宋代士人随笔记录的所见所闻或读书心得,涉及政治、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内容丰富,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因内容繁杂、体例多样、长短不一等因素,这类典籍的学术价值尚未得到深入挖掘。进入二十世纪后,学者开始对浩如烟海的宋人笔记进行初步整理,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笔记丛书,在此基础上,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审视和研究,在小学、文学、医学、民俗、政治、历史、典章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的论文或著作详细探讨其中的易学资料。宋人笔记中的易学资料数量众多,按其主要内容,可大体分为以下几类：1.宋人已亡佚的易著和易说方面的资料；2.非主流学者治易之法和易学思想的资料；3.《周易》训诂、校勘等方面的资料；4.宋代易学传承等方面的资料。这些易学资料多为贯通经、史的学者撰写或记录,其中的一些人还曾供职于内阁秘府,有机会接触到皇家藏书,因此他们所撰写的易学资料大多富有创见,由此我们可以窥探著作已亡佚的易家的治易思想和方法,亦可管窥一些当时尚存但后来亡佚的《周易》专著的情况。这些材料为我们了解《周易》经、传的早期面貌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为古籍整理、版本校勘提供了参考依据,为我们厘清“援史证易”的缘起、发展及兴盛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还有一部分学者不但精于易学,而且对当时盛行的理学亦有独特体认,所以通过梳理和研究这部分学者所撰写的易学资料,可以全面把握汉唐易学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亦可了解此类学者在治易方法或哲理体系的架构上对理学的质疑、否认和颠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宋人笔记所载易学资料的学术价值进行挖掘、分析和研究。现在有关宋代易学史的研究著作主要关注李觏、欧阳修、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朱熹、杨简等所谓的主流易家,而忽视了对一些没有易学专著存世的非主流学者的治易方法和易学思想的研究和定位,因此不能全面反映宋代易学真实情况。而且这些所谓的主流易家主要从道学、气学、心学等角度,对易学进行解说,着重于义理阐释而轻文字训诂,因此造成其易学研究的空疏之弊,而现有的易学史专著多将他们研究的特点作为宋代易学的整体特色,误将他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作为宋代易学的整体缺陷,因此有以偏概全之嫌。此外,一部分学者或某些宋代易学史的著作受四库馆臣的影响,视李光、杨万里为参证史事派的开创者,而忽视了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程颐、洪迈、叶适、王应麟、赵彦卫等易家援史证易的探讨,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不准确的。宋易的研究现状及其不足,决定了我们有必要对宋人笔记中的易学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研究。本文在对宋人笔记所载易学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的基础上,厘清非主流学者的治易方法和易学思想,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他们与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朱熹等主流易学派进行比对,辨析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差异,并对宋代易学进行全面把握和研究。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详细阐述：首先,以易家为纲,对重要易学家如沈括、洪迈、叶适、王应麟等人的治易之法和易学思想进行考论。通过分析研究,我们发现沈括在继承汉唐易家治易之法的基础上,对象数理论作出一定发展,如其首提“胎育纳甲说”,从天地胎育的角度对纳甲说作出阐释,别有新意,其说影响了朱震、赵彦卫等人对纳甲说的认识和理解。另外,沈括将易学研究拓展到天文、历法、音律等领域,纠正了古人的一些错误认识,如其以十二消息说阐解十二辰之名,证明了古人的错误认识。此外,他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其根据阴阳消长的规律提出一种全新的“十二气定岁法”,避免了当时历法以朔望定十二月所出现四时和节气不一致的情况。诸如此类的见解和观点,反映了沈括传统的理论思维和超前的科学观双重组合的治学思想。通过比较、分析,还发现洪迈、王应麟二者皆将援史阐易作为重要的治易之法,二者尤其是后者在援史的内容、方式等方面,都较李光、杨万里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二者也是参证史事派的代表人物。其次,由宋人笔记看象数易与义理易的新发展,即以“问题”为纲,通过梳理象数理论在宋代的延续,管窥宋代象数易的新发展,通过分析和探讨宋人的治易方法,对非主流派易家在义理易的发展上所作的贡献进行认识和把握,对他们在宋代易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作客观准确的定位。通过对笔记所载易学资料的分析和归纳,本文发现非主流易家阐易的方法非常丰富,有的不仅从象数着眼治易,而且还根据字的音形辨义,如周密的《齐东野语》、王观国的《学林》等；有的从青铜礼器的款式入手解说易理,如黄伯思的《东观余论》等。此外,通过对援史证易之法的梳理和比较,本文发现《系辞传》的作者以人类数万年的社会发展史解说圣人观象制器的发展历程,尽管这种援史证易之法还比较模糊,但毕竟属于援史证易的范畴。此外,就宋代而言,欧阳修、沈括、程颐等人的引史阐易皆早于李光、杨万里,因此四库馆臣称李、杨二人为参证史事派的开创者是不恰当的。总之,宋人笔记多样化的治易方法说明了非主流易家并未像主流易家那样空谈义理,而是从训诂的角度,并结合“史证”等方法阐易,避免了主流易家阐易中存在的空疏晦涩的弊端。最后,以易学和史学为例,从“疑古辨伪思潮对易学的冲击”、“宋易的嬗变对史学家思维范式的影响”两个角度谈宋代易学的嬗变对宋代学术的影响。疑古思潮的兴起使有关《周易》经、传的传统认识受到极大冲击,在颠覆传统的效应中,一些学者对易学史上几成定论的有关《周易》经、传成书过程及作者的观点进行了再认识和再思考,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将滥觞于唐朝中后期的疑古思潮推向纵深。他们在对传世儒家经典进行全面清算的同时,并对理学家们以此为基础所建构和苦心经营的理学形上学体系提出了质疑和否定,并尝试架构新的哲学体系予以反驳,或以科学的实证方法去揭露理学空疏和荒谬的一面。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疑古思潮的兴盛加速了宋代易学的嬗变进程,而宋代易学的嬗变效应在波及到宋代经学研究的同时,亦使部分史学家逐渐从对“神”或“圣人”的关照转向对人事的重视,从而引起史观的转变。要之,宋代易学的嬗变在为宋代学术注入反传统因素的同时,也带动了宋代学术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