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报纸这一近代媒介随西方文明传入中国，知识分子们利用报纸议论国家大事，纵谈时事利弊和中外机宜，希冀以此影响国家当权者，干预时政。一方面传播西学新知，沟通内外信息，打破国人的闭塞状态，另一方面是借题发挥，阐述己见，引导舆论，糅议论于消息中，积极针砭时弊，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代舆论意识。同类报纸中，由康有为策划、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不是第一份，也不是唯一的一份，但是它“一时风靡海内”，推动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不仅报纸的影响力广泛，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也代表了彼时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热切关注。然而，在近代中国的体制下，坚持办这样的报纸绝非易事，政治体制禁锢，法律法规不健全，经济条件有限，管理手段不够科学，以及社会教育水平制约，这些因素都限制着报纸的发展，有时甚至威胁到报纸的存亡。《时务报》虽然在起初阶段受到了以张之洞、黄遵宪为代表的政府官员的器重，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上述的种种困境中，最终遭遇失败的命运。本文主要以《时务报》的兴衰为个案，从政治、经济、管理和社会教育水平四个大的方面来分析“清末知识分子办报为何困境重重”的问题。第一部分分析《时务报》所面临的政治困境，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专制体制下并无言论自由可言，报刊发言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以他们的意愿为尺度。第二，知识分子虽然有积极参政的愿望，但是参政的实际经验不足，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第三，清末报律新定，但是管束有加，保护不足，还不能够为报纸、报人提供有效的保障。第二部分分析《时务报》所面临的经营困难，主要包括四点内容。第一，《时务报》等知识分子报刊依赖捐款，资金来源不稳定。第二，经营方法不当，难以适应报刊市场的竞争。第三，重义轻利的观念影响。第三部分分析《时务报》所面临的管理困境，主要包括两点。首先是报馆管理层内部的矛盾。其次报馆整体配合不佳，效率比较低。第四部分分析《时务报》所处时代的社会教育状况对其发展所起到的制约作用，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民众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影响报刊的生存与发展。第二，社会整体的教育状况和文化水平限制了《时务报》的传播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