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农村老龄化面临的三方面问题：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新的问题和需求,政府对农村老龄福利投入不足,相关政策制度存在局限和缺失。研究思路是：以农村老龄人口经济供养为主线研究我国农村老龄化及其应对措施。分析人口老龄化的格局、成因和影响因素,研究我国农村老龄人口的现状及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从福利公平视角实证评价现有农村社会政策,在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基础上提出改革现有社会政策制度的架构。第1部分提出了研究的背景,研究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技术难点、不足之处以及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第2部分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从人口结构变化、家庭变迁、统计误差以及政策准备等方面对研究前提作出概要说明,对本研究重点探讨的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老龄福利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辨析,并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福利经济学与老龄福利研究的主要理论成果及实践模式。通过文献整理,发现福利经济学、消费理论、凯恩斯积极政府理论等为西方国家克服市场经济缺陷提供了理论支持,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文献部分同时梳理国内农村老龄化有关研究,发现本领域的研究相当匮乏,少有的研究中主要结论是“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转移,一些村庄出现了‘凋敝化’趋势,现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削弱了农业和农村发展,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第3部分研究全球人口老龄化态势、我国农村老龄化基本状况与发展趋势。一是,从全球视角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形势,主要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等研究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口总量和年龄构成上的差异。二是,从出生水平、预期寿命、人口迁移等成因和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中国人口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呈现“反规律”和“脱节”现象,老龄化问题独特而严峻,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三是,以时间维度和城乡对比为重点,为农村巨大的社会福利需求提供人口数据基础。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工程提供的数据,研究发现城乡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倒置是我国老龄化的典型特征。目前农村老龄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农村老龄化程度是城市的2.3倍,老龄人口抚养比农村是城市的2.8倍,老龄化速度农村比城市早12年,农村2028年进入重度老龄化时期,每3位农民中就有1名老年人,比城市提早整整20年。未来,农村老龄化将经历2011—2020年的快速发展,2021—2033年的高速攀升,2034—2060年持续高位运行。四是,从老龄化经济支持视角研究发现：计划生育、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转移等导致人口分布规律被打破,造成经济发展滞后、社会事业落后的农村和部分中西部地区老龄化程度更高、压力更大,农村老龄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不协调,老龄化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且人口流动加深了这种不平衡。这些问题表现在：农村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和自我供养,80%的农村老年人全年收入仅够食品支出,约三分之一的农村老年人无配偶,.女性老年人丧偶比例近4成,家庭户规模日益缩小,独居和失能老年人规模庞大,空巢老年人超过40%,身体差的高龄老年人达六成多,不能自理和半自理的近八成,无收入的高龄老年人近八成,农村地区老年人自杀现象增多。第4部分研究农村老龄化与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投入、劳动生产效率、家庭经营组织能力、养老挤出效应、促进土地流转、产业结构升级等的负面或积极作用,论证了必须对农村养老进行外部补贴的原因。本部分根据索洛增长模型,运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等建立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影响关系模型,定量测度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产出的特征事实并分析相关要素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978—2002年我国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剩,2002年以后农村老龄人口比重升高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产出产生显著负作用,尤其2003年以来劳动投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均为负值,据测算,2011-2025年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转移将使得农业劳动力投入每年减少约1.54个百分点,对农业产出增长率下拉0.77个百分点,我国农业产出将在2026年左右出现零增长。以上述定量分析和测算为基础,从农业经济支持农民养老角度看待老龄福利问题,预测了农村老龄人口经济密度将从2023年开始增大,证明了必须对农村养老进行外部补贴,否则农村老龄人口经济供养水平将从2023年左右开始下降。第5部分回顾我国农村社会福利保障历史,梳理了现有农村社会福利相关政策,以社会公平视角从公共财政支出结构、调节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等宏观层面对相关政策制度进行实证研究。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中国城乡老龄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2006年中国城乡老龄人口状况追踪调查”和农村老龄问题7省调研报告,从收入水平、收入分布、来源结构等视角对农村老年人家庭供养、自养以及社会养老进行了初步分析。实证研究表明,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9%来自于收入再分配政策,其再分配调节作用约为1.48%；当今发达国家的财政基本上都属于所谓的“福利型”财政,支出结构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支出重、经济性支出轻”的特征,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达30-50%。我国近年虽增加了社保支出,但2009年这一比重仅为10%,其中用于社会福利和抚恤方面的资金仅占所有福利保障资金的17%,投入严重不足；我国公共财政用于农村的资金比例远低于城乡人口比例,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负效应；现有社会政策明显存在交叉重复和空白,政策缺乏普惠效果。此外,被寄予厚望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存在着全国基金结余总量不断攀升,农村资金不断流入城市,有学者认为事实上形成了对农民的再次剥夺等问题。本部分还在微观层面,“解剖”安徽省金坝村的村庄实例,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政策措施加以验证。第6部分运用国际比较的方法概括分析部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养老保障政策制度,分析了美、日社会保险危机和我国社保“空帐”与缺口问题,对多层次社会福利体系及非缴费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加以介绍和评述。西方实践可划分三类,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德国和其他西欧大陆国家为代表的体现社会合作和互助的福利经济制度、以北欧模式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式社会福利制度。国际启示是,注重社会保险金融功能而忽视福利功能的国家正在遭遇危机,比如美国、日本、智利、阿根廷等。比较而言,中国的养老保险金基本属现收现付,基金实际未能发挥积累作用,筹集的资金还不能满足退休人员养老保险金支付需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尚未纳入社会养老保险整体统筹范围,未来缺口和财政负担巨大。此外,中国现有社会保险制度不具备福利功能,实际上在再分配环节上再次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未来养老保障等应该消除城乡差异,逐步过渡到“个人和家庭为主+国家和集体福利”的新阶段。第7部分提出城乡统筹社会福利体系的框架设计。分析构建城乡统筹社会福利体系的必要性,阐述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内涵、结构关系和当前重点,提出了建设目标、原则、主要任务和建设路径,对城乡统筹社会福利体系下的老龄经济供养制度进行了分层设计,提出建立农村高龄老人福利金直补制度、免除农村老年人参加“新农合”缴费等政策建议并测算。社会福利体系实质是相互作用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制度),用以界定社会资源与生产关系(地位及权力)的再分配,且这种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在制度上紧密结合,更强调促进经济的积极作用与平等共享。社会福利体系是制度安排、政府投入、政策效果(再分配效果与经济发展效果)三者互动作用的有机整体。构建城乡统筹社会福利体系是有效应对农村老龄化的重要切入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有之意,是对我国现有社会政策的创新,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基于不同历史阶段和国情,符合社会基本价值取向,以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资金、实物和服务帮助,包括养老、医疗、教育、就业、住房、最低生活保障、国民最低实际收入等内容,应普遍覆盖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和农村流动人口在内的全体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