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翻译历史活动中,人们往往只关注翻译文本层次的研究,而对于翻译的主体译者却很少关注,译者经常处于边缘地位。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由西方学者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使翻译研究的重点由文本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必然离不开译者。译者的主体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有多种视角。本文选取乔治·斯坦纳的阐释翻译四步骤为理论框架,对比分析了Greg Smith的Why I Left Goldman Sachs(我为什么离开高盛)的两个中译本,来探索译者主体性在乔治·斯坦纳具体阐释翻译四步骤(“信任”、“入侵”、“吸收”、“补偿”)中对于译本的影响,以及译者的主体性在四步骤中如何影响译本的。以往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只存在于经典文学领域的译本对比。而对于偏金融类的畅销书,却很少涉及。Why I Left Goldman Sachs是高盛员工Greg Smith所写的他在高盛的所见所闻,以及为何离开高盛。Greg Smith以简单的叙事手法描述了他从对高盛的崇拜,到梦想实现,最终伤心离开高盛的故事。本文在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的理论视角下,通过具体实例对比分析了徐彬及洪慧芳两位译者的中文译本,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在两个译本中的体现。研究发现,译者的学术背景、个人偏好、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受众的不同,导致了两位译者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采取的不同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