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问题是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各国提出的WTO改革文件所讨论的热门议题。此前,对国有企业补贴行为的管制一直都是依据WTO体系下的反补贴规则。因为WTO秉持所有制中立原则,并没有设立专门适用于国有企业的反补贴规则。但随着国际上竞争中立政策的推行,国有企业补贴问题开始备受关注。竞争中立政策意在消除国有企业因其所有制所享有的竞争优势,营造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澳大利亚、OECD都提出了各自版本的竞争中立政策。美国也在多个双边、多边贸易投资谈判中,大力推行以竞争中立政策为精神内核的国有企业补贴条款,特别是在TPP（现为CPTPP）谈判中确立了非商业性援助规则,强化了国有企业补贴纪律。虽然美国现在已经退出了CPTPP,但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对国有企业补贴行为的管制,而是继续与墨西哥、加拿大签订了USMCA。USMCA的国有企业专章延续CPTPP的风格,保留了非商业性援助规则,而且扩大了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在各国所提出的WTO改革方案中,国际补贴规则对国有企业管制议题也再次受到重点关注。因此,对于日益严格的国有企业补贴规则,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国企的大国,应该如何尽量降低补贴规则新发展给我国带来的消极影响,值得探讨。首先,面对众多版本的竞争中立政策,我国应该在分析各版本竞争中立政策异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版的竞争中立政策,建立参与国际谈判的理论基础。其次,我国应当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规范国内国有企业补贴,提高国有企业补贴的透明度。最重要的是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避免在新一轮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被边缘化。为了厘清以上问题,本文打算从三个方面分析国有企业补贴规则的新发展及应对:第一部分探讨国有企业在国际补贴规则中的特殊性问题,主要介绍作为本文理论基础的竞争中立政策以及在国际补贴规则中的国有企业的双重身份。本文将竞争中立作为重要理论渊源,将着重介绍澳版、OECD版及美版共三个版本的竞争中立政策,并从制定背景、内涵等方面比较各版本的竞争中立政策的异同。同时,本部分还探讨了国际补贴规则中的国有企业特殊性问题,介绍了补贴规则中国有企业所拥有的补贴提供者及接受者的双重身份。第二部分介绍国际补贴规则强化对国有企业管制的具体表现:其一,国际造法进程加快。OECD推动竞争中立政策成为国际倡导性规则。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签署CPTPP、USMCA等区域协定,推动国企补贴规则成为协定范围内的硬约束规则;其二,公共机构范围扩大。WTO体系下作为补贴提供者的公共机构,在认定标准上存在“政府职能标准”和“政府控制标准”争议。在反补贴案件中,欧美等国采用政府控制标准将我国国有企业认定为公共机构,扩大了公共机构范围。此后,欧美等国干脆绕过了公共机构的争议,在非商业性援助规则中,直接明确规定国有企业等同于公共机构,从而使得公共机构范围明确扩大;其三,非商业性援助规则的确立使得国有企业受到国际补贴规则的严格管制。在原WTO补贴纪律下,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并无二异,一同接受WTO体系下SCM协定规制。但竞争中立政策认为,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在接受补贴时有可能比其他企业享受更多的隐形补贴,从而扭曲公平竞争市场。因而,CPTPP确立了名为“非商业性援助”的新补贴规则,对国有企业接受补贴行为进行特别管制。之后,USMCA通过更新国有企业认定标准,进一步扩大非商业性援助的适用范围,将更多接受补贴的“国企”纳入管制范围;其四,补贴规则的管制范围扩大至金融领域的国有企业补贴行为。USMCA在国企章节新增了国有企业禁止性补贴行为,将补贴管制范围从财政领域扩大至金融领域。除了USMCA协定外,各国提出的WTO改革方案也列举了应当禁止的特别有害补贴行为,这将对未来WTO国有企业相关规则的制定产生直接影响。综上所述,国际补贴规则从上述四个方面强化了对国有企业的管制。第三部分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的应对措施:在国际措施上,面对“公共机构”争议,我国应当继续坚持政府职能标准,反对欧美等国所采用的政府控制标准;其次,在国际造法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国应当主动参与区域经贸规则谈判,积极提出WTO改革方案,把握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在国内措施上,我国应当尽快推出中国版竞争中立政策,为参与国际谈判奠定理论基础。其次,我国也应当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以契合竞争中立政策,提高国有企业透明度。同时我国要推动建立我国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以应对规制范围不断扩大的非商业性援助规则。